《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鲍耀明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似乎是近来很受器重的作家。郭沫若则似乎成了近来很受讥弹的作家。器重、讥弹究竟各有多少道理，不想在这里多说，但有一桩事情却觉得二者有许多相像而又有许多不同。

　　周作人和郭沫若都是娶了日本太太的。抗战前夕，周作人住在北平。郭沫若住在日本的千叶。周作人有妻子一家及子侄需要照顾；郭沫若也有妻子和五个儿女需要抚养。周作人在日本军队侵占北平前，行动是自由的。郭沫若则一面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一面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郭沫若抛妻别子毅然归国参加抗战。有诗为证:“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馀淚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诗的好坏且不置评，但表现的那一种以身许国的心志，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周作人则一任朋友劝告，不肯离开北平。初说家累太重，继说要当苏武，最后苏武也不做了，当了部长级的汉奸，替日本人的侵略帮腔去了。郭、周二人都是聪明人，也都是有学问的人，于情势都是看得明白的，行事却竟会有这样的不同。

　　鲁迅曾说八道湾只剩周作人一个中国人了。不料到了后来，这一个中国人也投到日本人麾下。以周作人读书之多，当世罕有能匹。为什么在日军步步进逼，文化人纷纷南迁之时，竟不顾朋友劝告敦促，执意留居北平？留居北平的文化人也尽多，为什么又会出头为日军作伥鬼？有人说，因为他娶了个日本太太。这无疑是一个原因。但同是娶日本太太的郭沫若何以又能别妇抛雏呢？鲁迅曾说周作人“昏”，但他在文章中却表现出了睚眦必报的精细，连自己的哥哥也不稍假宽容。同周家关系甚深的俞芳说“周作人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当时读了只觉得是一种推测，缺少材料的实证。最近读了鲍耀明君所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深信俞芳说的有理。

　　这部通信集先前在香港出过，我看不到，这次国内出版，才得到一册。

　　鲍耀明是在香港经曹聚仁介绍得与周作人通信的。从1960年到1966年前后共收到四百余封。开头几年，正值国内大饥荒的岁月，通信中虽有回答鲍耀明问及的各种事情以及赠书索书购书寄书等各种事宜，但数量最多的则是周作人索寄各种食品的内容。经历过大饥荒岁月的人，对于食品之匮乏，饥饿之难耐，都有深切的感受。周作人向鲍耀明索寄猪油白糖之属原本不足为奇。但索要之勤，品类之多，令人惊叹。不但有生油、猪油、砂糖、炼乳、味精这类日常所需，还有各种日本海产物罐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叫做“大至于鲸鱼(！)，小至于沙丁鱼，都是好的”)，日本的栗馒头，日本调味汁、荣太楼之“甘纳豆”、香蕈、蒲烧、梅干、云丹(海胆黄)、盐辛(据说是“下酒妙品”)、盐昆布、炸扣肉、丹麦猪肉罐头、莲蓉双黄月饼等各色食品。有些香港买不到，还是鲍耀明转托日本友人从日本或经香港寄来。大概周作人自己也感到需索太过，在信中自我解嘲道:“老饕以口腹细故累人远寄，亦可笑也。”从这些喋喋不休关于索要的急切、等候的焦急、迟收的埋怨、收后的喜悦诸般心态中，很难从中再找到那个淡泊、超脱、高逸的知堂，倒是可以感到周作人生活的日本化，和他为了保持那种安逸舒适生活的苦苦挣扎。已经栽过跟斗、蹲过监牢、成为“贱民”之时尚且如此，当初在北平之际，又怎肯抛弃已经有的和可能有的优裕生活，去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呢？他想当苏武，但恐怕吞毡餐雪的日子是他无法忍受的吧。这些就不能都怪到那个惹人讨嫌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头上了，这大体还当从他本人的气节上找原因。

　　这部通信集，有鲍耀明的来鸿，周作人的去雁，还附有周作人日记作为参证，实在是很有用的史料，但听说又有了版权官司，以致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到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