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部分所述，毛泽东尽管在设计建立统一的组织以实现“党内合作”方面未起什么作用，但从1923年开始，他却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这一决策。显而易见，他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是因为他把民族的统一和中国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放在了第一位。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是完成这一伟业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毛泽东尽其最大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在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这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一时期，他有效地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工作，坚定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激进的、但绝非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确，他在为国民党的喉舌《政治周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驳斥那些关于国民党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１］换句话说，革命的目标就是实现三民主义。

　　在1926年1月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毛泽东认为，新右派的出现并非由于国民党左派的阴谋，而是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之间互相作用的必然结果。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曾经支持过1911年反满革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２］。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探讨时所指出的，1926年初这个时候，他仍然相信四万万中国人民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唯一的发动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工具。

　　1927年初，随着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这个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27年2月16日，他在单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比起当时公开发表的著名文献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看法。他把农民运动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组织农民协会的时期，农民革命的时期，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他特别强调在第一和第三个时期之间，必须有一个真正革命的荡涤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时期作先导，那么联合战线将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他说，诚然，农村中出现的冲突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机构而不是由共产党直接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处理，但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日趋向左，并渴望进到另一个革命，共产党在循此方向领导他们的过程中绝不能退缩。［３］不管怎样，到1927年下半年，由于丢掉了对蒋介石以及所谓“左派国民党”的所有幻想———即以为他们会支持农民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是最早起来号召同以前的同盟者实行彻底决裂，并在农村举起红旗的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2年间，毛泽东几乎是全部在农村环境中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策略的制定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早期思想的继续和付诸实现。然而，这些年又是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的年代，并且以此构成了同过去的根本决裂。当然，毛泽东通晓那断断续续贯穿了他大半生的战争。他18岁的时候就曾经当过兵。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他再次显露了对于由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国内战争所提供的政治良机的敏锐洞察力。然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并把它们作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工具，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经历给其理论贡献打上了多方面的烙印。首先，他逐步地发展了游击战争中有关战略与策略的更为复杂的概念，这些必须被看作是其整个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井冈山、江西、延安时期塑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游击战争这一铸型，并未仅仅促使毛泽东去写军事问题的著作；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关于应当怎样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影响着渗透在其世界观中的灵魂。最后一点，虽然非常重要，但不应当被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像威特福格尔及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变成一个喜欢单纯为军事而军事的人。不管怎样，这的确促使他更加强调勇气、决心和尚武精神。这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直到他生命结束，这种东西也从未离开过他。

　　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所采取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后来仍被保留着，甚至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还是如此。简言之，发动农民群众的一支游击军队和发动城市工人的共产党是相当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此相应，革命精英和其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定整个事业的性质并论证其正义性的理论，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革命同它的俄国和欧洲的先驱者之间的比较，当然不会像前面那一句概括性的话所指出的那样简单。除开井冈山不讲，甚至在江西，就有一些小型工业，因而也就有一部分工人，在1927年至1949年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存在着，而红军从理论上讲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因此，问题不是军队领导着农民，而是党和军队领导着乡村与城市“群众”。事实上，在 2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队的灵魂，即使说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舞台上的充分权利，其生存也完全是靠红军的庇护，而不是靠它有牢固的工人阶级基础。尽管无论是党还是军队，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的支持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前所未见的。

　　正像毛泽东自己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模式的区别，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从事武装斗争，而且是乡村的武装斗争。此外，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是从最终夺取政权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虽然变化不定但却是相当可观的地区和人口实施的有效政治控制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同民众有着三重关系：革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力求从民众的“海洋”里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与民众的关系，目的在于领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政府或者国中之国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一政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与其控制下的人口在各个层次上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

　　毛泽东是那些最能够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中充分阐释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始终的核心概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思想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加以充分阐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是，其关键性的概念与方法在此之前的15年内已经逐步形成。那时，生存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和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民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并不意味着混同于群众，听任群众极强烈的自发性随意滋长蔓延。不能为了把毛泽东说成是相信使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的人，就对延安传统作出浪漫或感伤的解释。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的经典性指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其群众路线的思想，这个指示的确表明他非常注重使决策者听取下面的意见，吸取基层群众的经验。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的指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到底，目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４］

　　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阐发的思想。这与列宁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但是，毛泽东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现在让我们看看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些方面思想的发展。首先考察他关于军队的作用的思想。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的秋收起义计划，指责他过分看重军事力量，缺乏对民众力量的信心，把起义行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答复道，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５］。事实上，毛泽东在8月7日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回答了这种批评。他说：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６］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之后，他在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名言，并补充说，在现时的环境中，党应该把60％的精力放在军事活动上。［７］毛泽东确信，只有军队，或者是任何形式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的游击部队，才能同军队作战；群众不可能赤手空拳地与白军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