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全党全社会发扬中华民族“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水平和运用能力。然而，在这昂扬向上的主旋律中，竟掺进一串极不和谐的杂音，这就是时起时伏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倾向，从形式上看有虚有实，虚是理论拼凑，实是历史解读；从内容上看有整有零，整是总体否定，零是分体曲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本不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却摆出一副执史坛牛耳的派头，用主观臆想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一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就是把虚无的触角伸向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源头上否定中国历史。

　　近年出版的两本“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书，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作者将《圣经·旧约》中的传说与我国“三星堆文化”穿凿附会在一起，说“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即“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北非、巴比伦、犹太人以及希腊人”，断言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后妃夏甲建立了“夏后朝”，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又名以东、红色）与其妻简狄建立了“殷商朝”，亚伯拉罕另一个孙子雅各（又名以色列）１２子中的“但”建立了“周朝”，“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就是因为“但的图腾是龙”。

　　作者的立论就是这么轻率！仅凭《圣经·旧约》中的传说和对“三星堆文化”的“猜想”，就贸然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笔勾销，并慷慨地记到别人祖宗的账上。这是对中华民族先祖们创造的历史的挑战，也是对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代学人治史成就的挑战。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历史是从中国土地上出现人开始的。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劳动特别是制造生产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留下的化石与文化遗存表明：“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而人却能“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３７５页）根据劳动创造人、创造历史的原理，“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发现了距今２００万—２４０万年的石制品等人类文化遗存，与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为在亚洲地区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庆柱、朱乃诚：《新中国考古学五十年》，见《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３７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资料的综合研究，厘定了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由“猿人”（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古人”（广东韶关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和“新人”（广西柳江人和来宾麒麟山人、内蒙古和宁夏的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三个阶段构成原始群时期，经以河南仰韶文化和浙江河姆渡文化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典型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唐尧、虞舜、夏启、商汤时期，再到奴隶社会发展鼎盛的殷商、西周时期，以及此后奴隶社会衰亡与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漫长时期。考古学家更证明：“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８０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即使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外因决定论”的西方学者也有人承认：“不用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于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译本〕第３６６—３６７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然而，“猜想”“三星堆文化”的论者，却对中国文明是“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具有百分之百的土著性”的事实和结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执意重复在上个世纪就已破产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不仅有悖于中国历史的演变，也有悖于世界历史的演变。中外历史学者的研究证明：古代世界曾先后存在六大文明，即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古文明，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后来，前五大文明或因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自身无法解决的绝境（如希腊、罗马），或因其文明共同体过于狭小（如西亚、北非、印度和南美），无力抗拒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侵袭而中断或中衰。惟有中华文明这个“巩固的大一统体”，靠内部各族的融合力和联合力，吸纳迁来的外部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世界六大文明演变的历史说明，尽管多元化的世界文明相互间发生影响，但其消长的根本原因还在自身，无论“中国文明西来说”怎样变换包装，都经不起科学分析和历史检验。

　　二

　　就是这样两本毫无科学根据和学术价值的书，却得到某些出版单位和媒体的吹捧。有的出版单位明知其“不乏臆断、附会、甚至曲解、累赘之处”，也不“完全赞同书中所有的观点和表述”，却极力推崇作者“大胆探索与想象的精神”，赞扬这是“一场思想与学术的革命”，表现出“脱离了当下盛行的低级趣味与浮躁的、回归学术天真与淳朴本质的追求与激情”，甚至把这种“追求和激情”提到“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胸与自信心”的高度。面对这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研究光靠“大胆探索与想象”，就能脱离“低级趣味与浮躁”，“回归学术天真与淳朴本质的追求与激情”吗？历史学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我们当然提倡大胆探索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又应当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离开了科学态度的探索，越是大胆，离真理的距离就越远。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被虚无了，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或灵魂被抽掉了，其“自信心”又从何而来呢？难道容忍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被虚无，就是“心胸”开阔吗？人们有理由发问：鼓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的革命”的目的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