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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生命价值观的理性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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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树程 朱晨静 |
| 2008年11月24日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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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双重纬度：一方面，人类利用对科学技术的控制不断实现着为人类造福的梦想；另一方面，人类却被科学技术控制而走向“反人化”的方向。贝尔纳·斯蒂格勒揭示了存在于当前科学技术中的这一悖论，他指出：“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一悖论在当代生命科技领域突出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力量过度张扬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如果不加限制，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要保证当前生命科技的健康、永续发展，有必要从理性层面重新恢复人类对生命神圣的体认，重建敬畏生命的理念，这是实现当代生命价值观理性回归的一个重要路向。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一切社会关系并非天然就存在，它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本质在于创造。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人的创造性活动开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主体性力量得以彰显的过程。从当前生命科技的发展来看，人的主体性力量呈现过度张扬的发展态势。不可否认，人的主体性力量的扩张在提高生命质量、完善生命状态等方面确实为人类带来许多便利和好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限度的，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张扬也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否则，它给人类带来的将不是福音而是灾祸。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因科技的发展上。现在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在分子水平上对人类遗传物质进行操纵和修饰，而且“可以通过施行遗传控制的繁殖过程，全面再造整个物种”，这样一来，不仅生命可以被创造，甚至整个物种都可以被创造，过去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现在通过基因操作技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生命的神圣性将被彻底解蔽，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将随之淡化。而且新创造的生命、物种能否适应发展相对缓慢的社会、自然环境，也是人类现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难以预测、难以控制的。因此，要保障人类健康繁衍、发展下去，有必要适度限制人的主体性力量的扩张，这里的度“应是人类知识、认知水平可预测、可控制的一定度内的发展”，否则，超过一定的度，真弄出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来，人类将反祸其身。科学技术本来是造福人类的有力武器，现在却有可能成为人类健康发展的威胁力量。面对这一悖论，我们不得不沉思：人类将走向何方？生命将何以自处？
当今世界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的世界，以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反思当代这一科技悖论的形成，可以发现，科技进步固然有其逻辑必然性，但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对此，西方许多思想家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和反思。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本身所蕴含二难悖论：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合理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利用合理性的技术手段构建起理性化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理性化的技术手段即“工具合理性”也造就了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且这种体制的合理性越大，对个人的自由、尊严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韦伯将这称之为“铁笼”。铁笼意味着一种宿命，即在庞大的现代制度机器里，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只能听命于这架机器的指令，在这种非人格力量的统治下，个人自由的丧失是现代人难以逃脱的宿命。韦伯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他的这一理论不仅为后来学者研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而且成为他们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理论来源。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与“铁笼”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技术之本质并非任何技术因素”，技术在本质上是摆置人的“座架”，“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在这里，海德格尔以“座架”的形式揭示了：现代技术的社会背景是技术主义的，在这一背景下，技术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命运。当代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思想工具化的倾向，他指出：“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人的工具化意味着人的生命价值的弱化、人的尊严的消解。哈贝马斯认为，人的尊严是必须要维护的，对人的生命彻底干预是不可行的，在对人的生命进行干预的问题上，他指出：“我们要么称之为一个制造产品的设计者，要么称之为拥有终审权的法官，这个形象和宗教还是很切近的。但这些隐喻都和以人换物的奴隶主这一隐喻一样来得不够透彻，因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决定关系。它们忽略了，现在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在出生之前的决定与后来永远都要受影响的生活历史之间有一个距离。真正让我们坐卧不宁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准确的形象所缺少的主要内容吗？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其他某个人对‘我’的专断决定所发挥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伴随‘我’整个一生，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我出生了，这种影响难道不就成了不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的自我理解的主要条件吗？”哈贝马斯在这里突出了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独特性，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正是基于这种个体的独特性。
上述思想说明，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它都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在这一背景下反思当代科技悖论的形成，可以发现社会技术化、思想工具化不仅构成了现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也是当代科技悖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批判和反思，其目的旨在唤醒人们对生命尊严的关注，由此使人认识到生存的真正意义、生命的真正价值，进而寻求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反思当代生命科技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唤起人们敬畏生命的理性精神，重塑生命的神圣性，实现当代生命价值观的理性回归，即重归敬畏生命——这一生命价值观的原点。
当然，重归敬畏生命的原点，并不意味着要像人类之初那样对生命现象盲目迷信、崇拜，而是突出对生命神圣的科学体认，即从理性层面把握生命生成、演变的内在规律并尊重它；重归敬畏生命的原点，也不意味着生命是绝对神圣、不可认识、不可改造的，而是强调对生命的技术操作甚至创造，应该与当时生命存在的客观生活环境、人们的生命价值观念相一致，不能太过超前或滞后；重归敬畏生命的原点，更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要唤起当下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所遮蔽的“价值理性”、“人道尊严”的追求，从人道主义出发，恢复人类对生命神圣的体认，维护生命本身的尊严、地位、权利，反对生命被完全“工具化”、“对象化”的倾向，使生命科技的发展与敬畏生命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使人的主体性力量的扩张和生命神圣理念的张扬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生命被异化，才能把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科学认识、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当代生命价值观的理性回归。
（作者：陆树程系苏州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 朱晨静系苏州大学社会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摘自《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敬畏生命与生命价值观》）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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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叶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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