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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民生发展之追问: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底线公平
——由民生研究之一斑窥民生发展之全豹
景天魁
2008年10月16日08:38   来源:《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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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作者本人研究民生问题的思想过程入手,展示30年来中国民生问题研究和发展轨迹。并再次提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要构建在底线公平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  民生;  研究;  底线公平;  和谐社会;  公平正义


  中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这场巨大社会变革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而对它的学术研究,怎么努力都还嫌不足。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其中的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那么,为什么民生问题会凸显为一个焦点问题,这里面是否具有必然性?如果具有必然性,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训和启示?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民生问题?

  全面回顾以往30年来的民生研究,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本文呈现的只是我个人研究民生问题的思想过程,虽然远远不能代表全国的民生研究,但希望以此为个案,勉强作为窥豹之一斑,也许还可以作为批评的对象,这对于今后的民生研究也会是有益的。

  一、主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大家都亲身感受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国的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等越来越大,短短一二十年,我国就进入了世界上社会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吗?如果是必然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不是必然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发展”是时代主题之一,是“执政的第一要务”,那么“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只是经济增长吗?发展与公正是相互排斥的吗?“公正”是在“发展”之内,还是在“发展”之外?如果“公正”是在“发展”之外,它是可有可无,可先可后的吗?如果在“发展”之内,它能够如何影响和构成“发展”的本质规定性?如果说“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什么可以作为发展的代价?社会公正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吗?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可以被忽视的“代价”吗?

  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并不是从特定空间(中国)、特定时间(改革开放30年)提出的特殊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60—80年代就突出地讨论这些问题了;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尽管经济发达,社会公正问题却很突出;西欧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也发现尽管实现现代化了,新的贫困现象却冒出来了,不公平问题、社会排斥现象令人担忧。这样看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了一些描写和测量不公平的办法,如基尼系数;也有一些刻画其变化趋势的办法,如库兹涅茨倒U曲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仍然所知不多。

  “发展”与“公正”的关系,看似一个抽象的、宏观的问题,但它却不仅与我们关心的那些大问题息息相关,也与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具体问题密切相连。

  二、追问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

  1996年,我主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这个课题要求从宏观上、总体上研究制度体系,当然也不脱离养老、医疗、工伤、就业等具体制度问题。该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提出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在此之前,在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执笔者除我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杨团、唐钧,香港浸会大学的莫泰基、施育晓)名义发表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思与重构”(《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六期)一文中,提出了“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认为“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将其共同的本质抽象出来,仍然只能是为适应基本国民民生需求而确立的民生目标的保障。在中国,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基础性、综合性和多元性”。

  这几年,大家都在谈“民生”,对我们当年提出“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概念会感到困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为什么还要提出“以民生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呢?殊不知,当年这样提是有很明确的针对性的。当时流行的提法是要求社会保障服务于市场化改革,服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作市场经济的辅助工具和配套工程,并没有真正“以民生为本”。在此文之前,“民生”被看作一个“老词”,正式文件中一般使用“人民生活”的提法。我们这篇论文提出“民生为本”,在当时还很新鲜。

  那么“基础整合”,到底“基础”是什么,怎么“整合”?我在“‘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概念框架”一文中曾从“基础整合”的目标、要求和意义这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当时的感觉是,只对“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制度设计,好像所依据的只是制度和政策层面的事实和经验,尽管感受和判断是正确的,但还说不清楚更深一层的理论根据。而对事实和经验,其实从不同角度可以各有各的理解,但是谁也拿不出一套道理说明为什么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而对“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赞成的人也不少,但也不明白它的内在机理。翌年,那本书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我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终于吸引我去追问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

  2002年6月,我应邀到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演讲时,把“基础整合”概括为6个“基础”和6个“整合”:“①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整合多元福利”;“②以卫生保健为基础,整合多层次需求”;“③以服务保障为基础,整合资金、设施、机构、制度等多方面保障”;“④以就业为基础,整合多种资源”;“⑤以社区为基础,整合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⑥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整合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还把6个“基础”和6个“整合”概括为:“守住底线,卫生保健;强化服务,就业优先;依托社区,城乡统揽”。(景天魁: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底线”和要“守住底线”,“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到今天,六年过去了,有人批评说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是太低了。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时候,人们的感受是什么?最低生活保障线太重要了,太迫切了。如果没有它,下岗失业职工、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说“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并不是说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就行了。既然是“底线”,就不是全部,即使在那时城市职工也在推行各项社会保险制度。而在当时,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把农村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就明确提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认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可以适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说明“底线”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是为了推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而不是主张只实行“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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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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