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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失业”加剧凸显政府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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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德胜 孟大虎 |
| 2007年08月08日09:18 来源：《人民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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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后，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工作搜寻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却在持续降低，这就从总体上导致了工作创造率的低迷，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日前召开的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强调，“做好就业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
大学生是准公共产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在转轨初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都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方式依照“统包统配”、“包当干部”的政策进行，这在体制上确保了大学毕业生无需面对失业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就业模式逐步在全国推广，这反映出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大学生就业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主要靠市场机制进行引导和配置。
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纯粹地利用市场来解决大学生就业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不是一般产品，而是一种特殊产品——准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如果是私人产品，其生产和配置只需依靠个人努力就可以了；如果是纯公共产品，则应当主要依靠政府的努力。正是因为大学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所以仅仅依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介入。并且，不但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干预，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也需要政府积极介入。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政府通过安排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方式已经积极（甚至过度）介入了大学生的生产和培养过程中。虽然个人对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与学杂费之比仍然高达1.46：1，同样表明了政府在培养和生产大学生过程中的积极干预状态。
但是，政府的职责不能仅仅停留在培养和生产阶段，还必须延伸至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只有这样，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稀缺的大学毕业生资源才不至于过度浪费。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日本、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韩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对大学生就业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例如，法国政府的“青年就业法案”，旨在帮助面临困境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群体就业；巴西政府颁布实施了“初次就业计划”，以鼓励企业雇佣大学毕业生——这些企业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享受政府资助的企业必须保证在12个月内不辞退这些初次就业者，从而给予了大学生实质性的就业帮助。
政府要致力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另一种类型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会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即首先会在第一种类型的市场上找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则会到第二类市场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等有更好的就业岗位后再做调整，即“骑驴找马”。
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却远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包括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中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等。这导致大学毕业生一旦去了第二类市场工作，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留在城市，很少一开始就考虑去农村，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即很多毕业生是以一种“非马不骑”的心态进行工作搜寻。
因此，政府应当深化体制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的约束，淡化单位的福利保障功能，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这样就会有更多大学生选择“先就业再择业”方式，减少自愿性失业现象的发生。
可尝试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工作银行
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信息的公开、充分和透明，可尝试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工作银行，降低大学生的工作搜寻成本，缩短“从学校到工作”的时间。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存进工作银行，大学毕业生的求职信息也存进工作银行，而且这些银行全国联网。工作银行的信息免费对所有的招聘者和求职者开放，双方都可以在工作银行中各取所需。公共工作银行的建立既可以促进效率即大大降低工作搜寻成本，使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得到更好的匹配，也可以促进公平，因为在没有公共工作银行的情况下，很多用人单位是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来招聘所需人才的，显然，这种聘用方式对于没有或很少社会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工作搜寻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过长时间和过大规模的工作搜寻则肯定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缩短工作搜寻时间，促进劳动力市场双方更有效地匹配，使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容易，对于高素质劳动力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创造“洼地效应”引导知识资源有效合理配置
只要目前这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改变，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城市、沿海地区的局面就不可能完全扭转。但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改变他们的成本—收益状况，创造“洼地效应”，引导他们在国家需要的领域就业。比如，如果大学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工作，那么可以减免他们的上学贷款，允许他们可以随时报考研究生，对他们离开原单位不作特殊的限制，给他们自己创业提供各种便利和优惠等。如果能够通过某些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则会产生两个效应：一是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从而减轻甚至是消除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地区性差距，扩大大学生的择业范围，从而提高其就业概率；二是这些地区出现技术进步后，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增加，大学毕业生需求不足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鼓励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大学生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自主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将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去向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此，政府要顺应潮流，对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和到非正规部门就业给予优惠政策，比如规定凡是大学毕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税务部门要简化审批手续，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三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此同时，要切实解决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的有关问题。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公安机关要积极放宽建立集体户口的审批条件，及时、便捷地办理落户手续。用人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所聘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保障其合法权益。
培育人才亟需“随行就市”
从技术进步与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关系看，我国在长期内应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此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不能以当前出现的“知识失业”简单地断定我国的教育规模已经“过度”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2005年的毛入学率为21%，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但是高等教育适度规模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还必须考虑所处阶段的制度环境。在制定教育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要把现阶段面临的制度约束和经济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保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协调的前提下，使其保持一个相对超前的发展速度。
政府要给予高等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使高等院校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调整招生和专业设置计划。一旦高等院校拥有相对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就可以面向劳动力市场对专业设置展开评估，开展学生专业领域适应能力测试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匹配程度，采用更灵活的学分制和学位申请计划，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而且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
（作者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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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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