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7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评出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在内的“中国十大智库”。它们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组建起来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以及军方的决策咨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研究显示，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转变为思想库提供了空间，中国的“思想库”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达到高峰，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形成平稳发展势态。其中，官办思想库在2000后发展明显，而民办思想库始终生长比较平缓。至今全国的思想库中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最大的也不过20余人，年运营资金200万元。

　　现在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思想库:第一类是政府基于政策需求专门设立的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挂靠在大学但是独立运作的研究机构，第三类是民间自发成立的研究机构，一般表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也有些以工商企业的形式存在。在这三类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第一类可以称为官办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它们在中国的地位与西方所言政府背景的思想库是不一样的，后者在性质上与民办思想库一样是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只是主要将产品售卖给军政部门；前者更类似于政府雇佣的研究班子，完成党政交给的任务，并承担相当的政策执行层面以及政治宣传层面的任务。这样，中国的官办研究机构就不能扮演公共政策“思想库”或者超于政治层次的专业政策研究组织的角色。有实证研究表明，官办政策研究机构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的使用效率比民间思想库低很多，且其影响力随着远离决策核心逐渐减弱。因此，民间独立思想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对独立思想库有着巨大的需求，这一民办思想库兴起的重要动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科学独立专业研究的巨大需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社会问题在多方面凸显出来，贫富差距、就业、社会福利和保障问题、群体性事件、国家安全与秩序等多方面问题，涉及多元的利益主体，需要客观和专业的研究，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公正性，从而避免出现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从更长远讲，社会问题背后体现了社会心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需要更加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官办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虽然是社科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它们的“政策支持”和“教书育人”的核心角色，使得它们不可能脱离部门利益和教学主导。所以，国家实际上非常需要一种民间社会机制，汇集来自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独立客观的声音。多元的专业化、独立的研究机构，体现了政治决策过程中专家参与的制度化，以及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从各国情况看，社会变化较大的时期，都是民间思想库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社会的稳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第二，吸纳多元社会声音的需求。在改革中，部门利益常常成为制约政策公共性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社会风险性增高的重要原因。如何使决策打破部门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对政策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具有很大意义。它的解决途径远远不是文件强调，或者设立一两个大的研究机构可以达到的，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自觉汇集起大量的民间智慧和民间声音，才能使得最后产生的政策是平衡的，全面的，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

　　第三，汇集人才能量的需要。民间思想库是一个发现和汇集思想与人才的场所，它在公共决策者、高校、学者专家，和民众需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总之，民间社科研究机构，特别是民间思想库，对社会长远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们是表达社会声音，趋避部门利益，改善公共政策的有效机制。将之作为政府公共决策的“伙伴”，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民间思想库作用的发挥，关键是建立“思想市场”，使得独立性、多元性、专业性的观点能够平等、充分的表达，从而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全面和前瞻性的研究支持。对于民间思想库的规制，应当以有利于其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为出发点，通过法治而规范，通过激励以监管，以依法、公开、简洁、追惩制为原则。将政府自身决策的公共性作为监管民间组织的前提，使民间思想库成为公共决策中建设性的力量。只要政府决策目标确实取向于公共利益，就一定能在总体上与民间思想库达成协同关系。为此，有必要在公共利益前提下对民间思想库进行规范与引导，实现法治监管，使之成为公共决策中的建设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