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理论--人民网

"十五"期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

汪海波


	2005年12月15日09:48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继续上升主要是由下列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就形成投资率走高的经济机制来说，改革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行，在中央政府和改制已经到位的国有企业，投资膨胀机制已有很大的削弱。但由于这些改革均未到位，国有经济原来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未根本消除，在改制尚未到位的国有企业是这样，在地方政府方面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由中央管理的项目投资由６４３３．８亿元增长到６４５３．９亿元，只增长了０．３％；而由地方管理的项目投资则由２６４８３．９亿元猛增到６３６１８．８亿元，增长了１．４倍。诚然，后者的高速增长有合理成份。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的增速也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它突出地反映了由政企分开、财税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不到位等因素而导致的地方政府投资机制的膨胀。这是其一。其二，非国有企业在改革以后资金积累已有了很大增长。在法律和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市场准入和要素运用等方面限制逐步放宽的情况下，他们的拓展空间愈来愈大。“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提速。这些就使得他们的投资迅速增长，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迅速上升。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非国有经济投资由１６４１３．３亿元增长到３３９０５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４９．９％上升到６１．１％。这种增长必然带有盲目性。其三，２１世纪初，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发挥他们在众多高科技领域居领先地位的优势，维护其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中的高端地位，继续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我国拥有市场容量大、劳动力数量多、要素价格便宜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从而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这种情况在２１世纪初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外商直接投资由２０００年的４０７．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４年的６０６．３亿元，增长了４８．９％。上述三方面投资机制都会促使“十五”期间投资迅速增长。

　　第二，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其与提高投资率的关系来说，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较快，占的比重也较大。而这类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工业，它的发展需要追加的投资较多。而就近几年的情况看，它的发展速度又过快了。这是促使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二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１０００美元，这个阶段在经济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消费结构变化很快，由此带动的生产结构变化也快，于是经济增长提速。而且，我国当前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由千元级向万元级、１０万级过渡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快速增长。尽管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还远没有消除，但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特殊矛盾的作用，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在居民中已有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很高。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少，但由于我国人口多，这些人的绝对量也不小。他们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量就很大。而这些产业的利润率又高，其本身发展的动力就很强。而且其产业关联度又大，由此也会带动经济增长提速，投资率上升。三是我国虽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处于知识经济已经开始到来的时代，因而在一定程度又是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而许多现代产业都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我国从１９９９年起就进入了以轻波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周期。显然，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述特点不仅是促使“十五”期间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且会使投资率在高位上稳定下来。

　　第四，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资金在内的要素投入。这样，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的投资率的上升。

　　第五，区域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是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我国在２０００年前后相继提出并实施了鼓励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就必然会带来投资率的上升。

　　第六，城乡居民储备率的迅速攀升，是支撑投资率上升的资金基础。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我国城乡居民储备率由１０％上升到２１．７％。但这期间储蓄倾向的上升，并不只是一般地由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还特殊地由于收入差别扩大导致储蓄倾向低得多的高收入人群的增加。

　　第七，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对投资率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大大限制了它在抑制投资需求上升方面的功能。二是金融机构单纯为生产服务的面貌改变并不大。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城乡居民储蓄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比重在４２．５％至４７．６％之间波动的，但在资金运用方面，用于城乡居民的消费信贷则微乎其微。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情况则更是如此。在上述期间，股票发行、国债发行、企业债券发行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由９０９３．７亿元增加到１７７０９．１亿元；而这些方面的资金运用，几乎同消费无缘。

　　总体说来，与投资率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因而投资率提高就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但分别说来，正象上述一系列推动投资率上升的因素一样，也有一系列因素促使消费率下降。但在这里只是分析作为消费率主要组成部分的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就“十五”期间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政府消费率上升相联系的。与“九五”期间相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政府消费率在整个消费率中占的比重由２０．６％上升到２２％，居民消费率由７９．４％下降到７８％。这一点是同政企、政事分开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行政管理费大量增长相联系的。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行政管理费由１７８７．５９亿元增长到３４３７．６８亿元，占政府消费的比重由１５．２％上升到２３．２％。但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来说，也还有与它本身直接相关一系列因素的作用。第一，居民收入水平低。

　　从总体上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有了空前未有的大提高。但直到２００４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２９３６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９４２２元。收入水平低是同收入水平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和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直接相联系的。如果以１９７８年为１００则２００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７６０，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５９１．５，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为５８８，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为５５４。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了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而且揭示了消费率低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