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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工厂”能实现“蝶变”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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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继炼 高吉全 代烽 通讯员 曾政雄 杨小刚 孟晓飞 |
| 2008年11月21日08:44 来源：《解放军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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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
 | | 东莞市市长李毓全 |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东莞上下共渡难关的信心很足，如果能把握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利用东莞制造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将为东莞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动力。
解放军报：东莞是我国制造业发达地区，也是我国“世界工厂”的代表地区之一。外界盛传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东莞最近出现了企业的“倒闭潮”，请问实际情况如何？
李毓全（东莞市市长）：东莞的产业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并不存在“倒闭潮”，相反，这对于东莞的产业升级是一个机遇。
现在外界对东莞工厂的描述有不少不准确，不准确主要缘于不了解。截至今年10月，东莞共有714家企业外迁或者关停。其中关停的企业是689家，而因租约到期被关停的是85家，占关停企业总数4.7%。所有关停或外迁企业牵涉到的合同金额是8.18亿美元左右，因为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合同资金百万美元以下的企业。这些关停企业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关停或外迁企业,往年在东莞也是存在的，从正常年份的统计数据看,这几年每年关停或外迁的企业也有七八百家左右。当然，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今年的这个数可能会高些，会在900家上下。但即使是这个数，也说明东莞企业面临的情况并没有外界有些传闻说得那么严重。
解放军报：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形势，东莞的经济转型如何深入推进？“世界工厂”如何实现“破茧为蝶”？
李毓全：去年起，东莞正式提出并实施“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在继续加强社会建设、深化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突出以经济转型为重点，力求在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取得明显进展。
现在东莞党政领导最为密切关注的是，有些厂因外销订单减少而裁员的情况。对这些希望在东莞扎根的企业,政府会在帮助企业扩大内销和产业升级上提供支持。在经济转型方面，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重点发展壮大信息产业，做强高新技术产业；积极依托和发展产业集群，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商贸流通，繁荣服务产业；实施重点企业培育计划，壮大民营经济。把加工贸易转型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把园区建设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龙头，把自主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给东莞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东莞上下共渡难关的信心很足。如果能把握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利用东莞制造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将为东莞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动力。
解放军报：外企转型升级，政府将如何帮扶？
李毓全：外源型经济是东莞的特色和优势，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影响到东莞经济转型的成败。外源型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层次偏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外资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关于实施外源型经济转型升级“三大工程”的工作思路，就是以现有企业资源为基础，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工程；以引进重大项目为目标，实施关键项目引进工程；以电子信息化为手段，实施监管模式再造工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强力实施“三大工程”，使外源型经济特别是加工贸易发展迈上转型升级的新轨道，使外经贸创造财富的方式得到根本转变。外资企业是外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我们将通过以政促企，以优汰劣，以大补小，以外带内，以稳保调，积极帮助外资企业转型发展。尤其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优化政府的各项服务，以此促进外资企业扎根东莞、转型升级。
实践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
 | |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 |
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已体验过。
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解放军报：作为深圳的老领导，您怎么看待像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
李灏（深圳市原市委书记）：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体验过。
1978年前，深圳的工业生产以农业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特区成立前10年，“三来一补”的加工业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八五”时期建筑业成为第二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1993年，有感于加工贸易对深圳环境的伤害以及产出效益的低下，深圳决定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这一决定做出后的1994年，大批以印染、服装、玩具为主的港台资企业从深圳向邻近地市转移。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深圳的这一拨产业迁移，促成了东莞的崛起。
伴随这次产业转移，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起步，经过10多年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回顾深圳的昨天，审视东莞、苏州、昆山等更多中国城市的当下，转型经历痛苦是必然的，但转型之后往往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解放军报：深圳30年发展风雨兼程，您认为深圳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灏：深圳从一个几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去年上缴中央税收2000多亿元的初步现代化城市，给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全国积累了经验，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深圳的成功说明了什么？我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正确理论的源泉。理论不是从书本里抄来抄去，书本知识是实践的总结，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实践才是实践，国外的实践结果都是实践。一切从实践开始，没做过的事情都应经过试验。中国太大，新东西没有经过试验就上，容易把全国搞得一团糟。这个地方试验出了问题，是局部的问题，还可补救。所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解放军报：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发展遇到的困境跟我们的发展模式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两大三角未来的发展？
李灏：现在外国都在研究“中国模式”，但我们自己不讲，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不能把一个国家的模式简单套到另一个国家头上去。从国内来说也是这样，珠三角的发展模式长三角也不能完全照搬。
1990年我在北京开会，碰到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我说镕基同志你到上海工作后，也不来深圳看看？他说你那里是个出经验的地方，我当然要去，然后邀请我方便时也到上海看看。1991年我带了个团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正在召开一个“洋顾问”会，研究浦东开发问题，包括英国前保守党的主席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讲，不要光规划，要马上启动，政策要跟上去。我始终认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能春满园。我来深圳后始终强调一条，深圳是全国的深圳，要依靠全国，不仅仅是单独发展一个城市、让深圳的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而且要对全国起作用。浦东、包括后来的滨海新区，我都很支持，我说它们不是特区胜似特区。
应当看到，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沿海三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以及区内各个城市、经济圈之间，首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竞争也应当是良性竞争。我相信这些地区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产业转移要防止更大的污染
 | | 《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
如果因为产业转移，污染企业从江河下游转移到中西部的上游，那我们整个中国就被污染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生态会更加脆弱，而且治理起来会更加困难。
解放军报：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转型和产业转移这些话题很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转型怎么转？转移往哪儿转？转不了怎么办？转过去又怎么办？
沈明高(《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产业转移总体是不会转移的。但是，如果各地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会拉一些企业走，那么随着沿海地区环保标准的提高，这就容易把一些污染企业先转移走。污染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它就是一个污染源转移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糟的问题。为什么呢？中西部地区在很多河流的上游，原来在沿海地区污染了，不会波及到这些地区，影响面相对较小，但是现在如果因为产业转移，污染企业从江河下游转移到中西部的上游，那我们整个中国就被污染了，我们中国整个生态会更加脆弱，而且治理起来会更加困难。
所以现在要谨防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让携带污染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个日后治理起来的代价要比给你带来的好处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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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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