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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对什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解,现在看来是受概念上的束缚太多,从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观点看,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1991年,我到了上海,也到了河南洛阳,看了一些企业,在上海我谈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没有发表。我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可以讲很多理由,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去所有制太超前,公有制比重过大,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旦退回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有了主人,主人有了自主权,很快就导出那么多变化。中国的公有制是从苏联套过来的,苏联不是在公有制比重最高的时候垮的吗?所以把提高公有制比重等同于巩固国家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重要的是使公有制的比重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企业是否也有个公有制比重偏大、所有制超前的问题?我当时的看法是公有制比重确实偏大了,究竟多大合适,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如果所有制超前了,就要主动退一点,包括承包、合资、租赁,也包括出售一部分。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把集体和私人干得了的、包括一两千人的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以不同方式转变所有制形式,包括有计划地卖掉,而留下骨干性的、带动性的、垄断性的若干行业的大企业,比如铁路、飞机场等,那么按当时价格计算可以收回7000亿人民币。把这7000亿人民币用于改造、发展少数骨干性的国有企业,使之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那么可以真正使我国公有制经济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目前这种保护公有制的办法是不行的。许多国有企业一没有明确的主人,二没有一套好的经营机制,像搞机关、军队一样搞企业,一个小小的企业,有保卫科长、有宣传科长……少一样就不是政治挂帅,非生产人员占到一半,怎么能同非公有制企业去争?我们不能正视公有制比重过大的问题,还是因为怕人家攻你不搞社会主义、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私有化了。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有待在实践中继续研究的问题。最后判断的标准,还是“三个有利于”,怎么“有利于”就怎么搞。“三个有利于”,没有必要前前后后加那么多话,加得太多就冲淡了小平同志本来想强调的意思。“三个有利于”在中国是轰动性的说法,是对中国老百姓触动最深的说法,是邓小平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稍稍往深想想,搞企业如果不是为了“三个有利于”,还办企业干什么?怎么在中国连这也成了新闻了?言外之意,我们过去办企业不是为了“三个有利于”,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只有小平同志敢这么讲,只有小平同志讲出来才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马克思的若干主张,讲的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今天有没有统统拿来付诸实施的条件?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几代人、十几代人才能建成,后来又改成“甚至几十代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起码我们这些人看不到它建成时到底是什么样子。从孔夫子到现在才七十几代嘛。原来我们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这个说法看来不准确。小平同志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他已经悟出这个道理来了。所以苏联垮台时,他说:别慌,这件事是一定要来的。他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多少年来习惯在概念的、抽象的、没有实质意义的字眼里来回折腾。只重名义概念不重实际,是走不出路子的。有计划的撤退、战略转移,这不算打败仗,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国有企业稀里糊涂就没有了,以前好的企业稀里糊涂就变成大窟窿。你去追查,厂长换了几个,市长也换了好几任,谁也没有责任。有了窟窿银行还得照样贷款,不贷职工就会闹事。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摘自1998年7月9日、13日与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
有些提法本身是正确的,但说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十分周全,免得产生误解。比如说,在谈到规模经营时,要十分注意不能勉强,要注意那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要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并切实做到给人们带来更多好处。在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要注意农村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轻易把农村经济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有的地方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就其本意来讲也许是好的,但要十分小心,不要给人们造成误解。过去“四清”,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自由市场上东西很多,而相当多的是农民和个体户起早贪黑生产和送来的啊。我们到农村庭院看看,前前后后都充分用来种植、养殖。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在农村,当前要特别注意稳定和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发挥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绝不能否定个体经济。要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情。一旦农村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或者说农民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感到有什么政策上的威胁,发生了动摇,出现了混乱,那将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对此全党必须有很清醒的认识。要警惕再出现那种把农村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错误做法。我们已经走了40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酸甜苦辣都尝过,其中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后面这十年有成功也有失误,去年又经过这么大的动乱,我们应该听点意见,改点毛病,长点出息,不能再折腾。要十分清醒和警惕。要稳定,就必须稳定农村,抓好农村。农村这一块抓好了,有了粮食,有了棉花,怎么都好说。农村要出了问题就不得了。
(摘自1990年1月6日在河北省六大班子成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选自《学哲学 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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