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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讨
王 玫
  2005年07月08日14:2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称激进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派。20世纪6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美国发祥,然后向欧洲扩展,并逐渐蔓延到日本,影响到拉美。到90年代末,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着西方经济的起伏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已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经过几起几落近半个世纪的磨练,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逐渐趋于成熟。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

  本文论述的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的探讨。

  一、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衰退仍在深化,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长波危机的新发展。从那时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大大低于战后黄金时期,而且生产能力一直过剩。其后有苏联解体、资本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的有利影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些扩张。但是由于这轮扩张的主导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是通过扩大对全球劳工和第三世界的剥削来增大利润空间的,因此虽然有新技术、新市场,却没有大规模的新需求,世界资本主义仍没有摆脱这一次长波危机,其发展和演化将直接关系到世界局势的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增速大大减慢,而且出现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进行全球投机,从而有酿成金融崩溃的可能。如美国,在战后最初的20年,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

  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制了,出现了“资本过剩”。因而,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以更快的速度飙升,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以美国为例,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则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来支撑。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的结果可能开启争取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有两点可以肯定:“一个由人民统治并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的的新社会的到来必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人类未来所面临的不可能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美]:《每月评论》编辑部文章:《资本主义新面貌: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2002年4月号,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第11页)

  二、资本主义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及未来发展趋势

  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结束了“二战”后的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从扩张性长波发展期转入萧条性长波发展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并认真分析了这一次萧条性长波。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东剧变以及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再谈萧条似乎不合时宜,因此相关的讨论很少。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于19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年世界经济特别报告》的长文,重新探讨了这次萧条性长波的产生根源、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由于1998年后世界经济颓势渐显,特别是又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泡沫经济等问题,因此,该文发表后反响强烈,关于萧条性长波的讨论热潮再度掀起。这次讨论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其根源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讨论主要有两派观点:过度竞争论和过度剥削论。

  过度竞争论是罗伯特·布伦纳的主张。布伦纳驳斥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萧条是由于劳工力量太大、工资增长太快导致的说法。他认为,根据西方七国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资平均增长约5.45%,同期生产力平均增长5.15%,前者只是稍微超过后者,而同期资本产出比率年均大约只下降0.2%。因此劳工问题不可能导致利润率下降那么大。他认为是过度竞争导致了萧条。由于国际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导致整个体系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仍进入太多而退出太少。

  约翰.B.福斯特(John B. Foster)持过度剥削论。他认为,停滞的根源在于投资出路的枯竭,而这一问题由于“垄断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加严重。他指出,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而且垄断正超越国界向全球发展。垄断趋势将导致资本主义停滞和危机日益加重。剩余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的相对不断增长,表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所得的总值越来越大,即存在过度剥削,这导致有效社会需求和投资出路存在减少趋势,正是这种趋势最终导致1973年开始的萧条长期不能摆脱。福斯特认为,布伦纳以竞争解释资本主义,这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并无二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除了注意到竞争现象,还考察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剥削,并以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特征。

  面对福斯特的批评,布伦纳在美刊《每月评论》1999年12月号作了回应,他反驳道:1.垄断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因为,世界市场日益开放,资金门槛不再是问题,非垄断化这些年正在深化。2.雇佣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布伦纳解释,他不把雇佣劳动和剥削作为分析中心的原因是,竞争而不是雇佣劳动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布伦纳和福斯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这次萧条性长波归因于工人阶级力量过大,这是正确的。但是布伦纳的分析框架有很多缺陷,事实是:1.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首先,离开大规模的雇佣劳动的存在不可能有资本的增殖。其次,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不可能产生过度竞争。2.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美国垄断资本面临冲击是因为受政府扶持的德、日垄断资本的壮大。以世界范围计,垄断资本的力量是在上升,而且面临1973年以来长期的过度竞争、生产过剩局面,国际垄断资本为避免破产将不可避免地寻求集中和垄断。

  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说:“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是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的机械自发的结果,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冲突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这里我们假设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们(扩张性长波)不是由于以下因素而直接地不可避免地被预定的:如先前发生的资本集中和技术转换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劳动组织本身的影响等等。”(厄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页)确实,我们不能指望脱离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完善或技术的提升可以结束萧条性长波。

  三、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缺陷造成了资本主义重大经济和文化危机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针对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的缺陷,批判了当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造成的重大经济和文化危机,认为,资本主义远没有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理性文明的实体。只有当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从而引起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世界战争爆发以后,资本主义才会进入调节主义阶段。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M.科兹2003年在题为《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一文中指出,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长期资本积累会交替出现长期加速与长期放缓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的长波危机已经持续1/4多个世纪了,其间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仍然很强大,并没有出现自动向新的调节主义的积累结构转化的迹象。因此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已可以自我调节的假设是错误的,这种调节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形成并持续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已使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陷入困境,在长期停滞后出现的新制度并没有带来长期增长。

  制度结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另一类是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这两类制度结构在以下四方面显示出差别: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下,国家在经济活动的调节方面只发挥有限作用;资本在与劳动的关系中处于进攻的地位,不容忍妥协;资本间的竞争你死我活;自由市场被奉为主导思想。相反,在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下,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劳资关系带有明显合作与妥协成分;资本之间的竞争较为缓和;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以美国为例,自19世纪大企业生产以来,曾出现过两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和两次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第一次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阶段是1900年到1916年,这一时期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进步时代。经过几年转型,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开始出现。国家放弃对经济的调节,资本力图夺回组织起来的劳工在“一战”期间得到的收益。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开始成为主导。1929年,大萧条取代了20年代的喧嚣;1933年,罗斯福开始任总统,标志着向一次新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转型的启动,直到40年代后期,这种新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才真正发挥作用。“二战”后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所包含的许多制度是人所共知的,包括大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形式;明显的劳动与资本的合作;对企业的高度监管;主要寡头行业内部的相互关照行为。“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是1973年崩溃的,接下来便是一直持续到1979至1981年的转型期。1979年,在卡特执政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言论,包括放松企业监管,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紧缩货币政策等。1981年里根执政,开始打击有组织的工人,如解雇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这标志着完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出现。直到目前,后继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继续推行着当前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无论是基于理论思考还是历史经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都比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更有利于资本积累。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何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无法加速资本积累。第一,因为这种制度结构具有降低实际工资与公众消费的倾向,因此,从长期来看它将产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第二,这种制度结构通过一系列措施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这些措施包括放弃反周期的支出和税收政策,缩减社会福利补助,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社会监管,这些都将使整个经济体系更易于遭受重大的金融危机及萧条的打击。第三,这种制度结构具有加剧阶级冲突的倾向,这将潜在地降低资本家的投资欲望。第四,这种结构制度下令人窒息的竞争使得公司经理更倾向于短期策略,但只有长期投资才能迅速提高资本积累率。

  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背景下,工资被压低,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而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资本积累与经济稳定,但事实证明,它只有在强有力的历史因素推动下才会形成。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将会继续存在一段时期。尽管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结构不利于资本积累,但还没有理由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自动回到一个新的调节主义的制度结构,或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如果新自由主义体制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那么可以预料,积累将会继续缓慢、不稳定地进行,不平等以及剥削将会继续增加。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渡过了严酷的早期并发展成为一种文明形式的观点将不攻自破。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预见,不久就会提上政治议程。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信,一个由人民统治并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的的新社会必然到来,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深层次缺陷的制度,已经穷尽了一切存在的理由”(大卫·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责任编辑:刘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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