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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理解和构建科学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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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凯 |
| 2008年03月21日08:50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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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把经济规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有六个新提法: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注重协调、调控和规划，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宏观调控的新特点;翻两番由“总量”到“人均”，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新阶段;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在发展变革中的新动向;在过去提“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增加了“信息化”，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写入“廉租房制度”，体现了生产力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土开发联系起来，首次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和“主体功能区定位”，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思路。
［关键词］ 中共十七大报告 理论体系 历史经验 经济问题 新提法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把经济规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近30年来，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现成模式，呈现出很多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用既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推论改革的前景往往难解其中之奥秘甚至出错。譬如1998～2002年的中国经济，因为出现通货紧缩和能耗下降，导致中国高速增长的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被国外很多经济学家质疑。 ［1］ 只有充分地了解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的进程，才可以从看似互相矛盾的数字之中发现正常的逻辑关系，证明理论上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确实在中国发生了。为了深刻领会并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我们要全面深入地总结我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下面将以理解和认识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六个新提法为例谈一些体会。
（一）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经济“增长”方式，体现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
早在1997年“九五”计划制定之际，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注重经济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效益提高，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时实质性的措施并不多，着力点也不够鲜明。1996年宏观经济形势实现“软着陆”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等影响，在经济工作中对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注意力有所弱化或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开始由追求温饱的生存型问题向进一步解决发展的问题过渡，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日益凸显。“十五”期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十分突出，但是节能降耗减排的效果并不理想。“十五”计划预期2005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16亿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1795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1300万吨，结果出人意料，能源消费总量猛增到22.33亿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猛增到2549万吨，化学需氧量猛增到1414万吨。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快，而是资源和能源消耗太多，环境污染严重，难以为继。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重新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明确要求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管如此，经济增长概念仍然着重于总量，强调经济本身。而十七大报告中新的表述更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与其他事业的协调性，更突出了“好”字，要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相互统一。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及消费模式。历史经验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实现“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因此，从十余年的历史经验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
（二）注重协调、调控和规划，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宏观调控的新特点
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了协调、统筹、规划和调控，这说明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宏观调控所面对的调控对象、总供求格局和环境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需要根据这些变化转变宏观调控思维和方式。一方面，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是生产和投资活动的主体，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07年上半年，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2.9%了。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减弱了，表述上从计划转变为规划、从掌控转变为调控，以强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并非万能，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参与全球化的大国，市场调控存在盲区和延误时机的可能性。政府应该在市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就是要在深刻认识和改变以往计划经济中的信息扭曲、压抑创新、缺乏激励等弊病的基础上，认识改革以来经济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总供求格局的长期态势是需求大于供给;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在20世纪80～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场化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仅用5年时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带动的。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是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GDP增长率上升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到20%后只能维持2年左右的时间，在本轮经济高潮中，两者在这个水平以上运行到目前为止已接近5年。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瓶颈很快就被突破，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同时，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2006年的38.9%。 ［2］ 新的经济形势与格局要求通过科学地协调、规划、调控，实现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
（三）翻两番由“总量”到“人均”，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新阶段
十七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新目标。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与历史情况进行比较时用的是总量;在激励目标上，曾多次用“翻番”、“赶超”这种简明快捷的语言表明奋斗目标，说的都是总量或者是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由于人口众多、增长迅速，发展处于打基础阶段，产出有限，按人均来体现目标的情况很少。十七大提出的这一目标反映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而只有人均GDP才能反映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新目标充分体现出党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战略部署，表明我们党对小康社会的认识有了深化和拓展，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加顺应民意。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更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新要求。从“总量”到“人均”体现了发展的新阶段，起点和目标的新变化。
（四）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体现了收入分配领域在发展变革中的新动向
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人民收入水平很低，到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过100元。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1952年仅有156元，1978年为343元，在收入水平极低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实行的是普遍压低收入水平的总体平均的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以后，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到5425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98年提高到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1978～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7.9%。到2005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为10493元，比1998年增加将近一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254.9元，比1998年增长50.5%。 ［3］ 与此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在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都呈现出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采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正确政策的结果，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带动大部分人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后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还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针对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体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注意并要求改变利润分配中过于向资本倾斜的问题。实际上，许多分配不公问题就是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诸如企业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高管人员所得偏高，一般雇员所得偏低;垄断行业所得偏高，一般行业偏低;农民工所得大大低于城市人员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发生的问题。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调节的只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再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广得多。强调要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从分配源头抓公平，有利于改善低收入劳动者的待遇，改善民生，遏制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促进实现社会公平。
（五）在过去提“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同时增加了“信息化”，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写入“廉租房制度”，体现了生产力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4］ 表明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信息不足、信息滞后与信息扭曲，曾经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失，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回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至第五个五年计划中，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实施了2年以后才正式公布之外，其余四个五年计划均未正式公布，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体制方面的大量问题也体现在信息之中。信息问题既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更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关系到民主建设问题，它还涉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非技术创新。
“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4］（p.38） 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专门提及住房保障制度，更是第一次谈到保障方式和保障对象。这体现了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住房面临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住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党和政府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健全廉租房制度就是要从整个制度的层面逐步解决问题。
（六）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土开发联系起来，首次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和“主体功能区定位”，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思路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个长期的问题。以往曾按沿海内地、一二三线、东中西部等方式划分区域，不同的划分方式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以往的区域发展战略主要从投资的数量和结构促进开发和均衡，虽然取得了一定收效，但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被扼制反而有所发展。此次从优化开发格局进行主体功能区定位的做法，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协调发展战略的一次飞跃。从国土整体资源出发，根据环境生态承载能力，将全国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功能区，形成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新思路。不同功能区有不同的财政投资政策，中央和省以下财政重点增加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支持，用于其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
此外，十七大报告新提出的“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财产性收入”以及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等等，也都可以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找到其出发点，从而进一步认识报告的精神和目的，有助于更加自觉地实施。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并且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共十七大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再三强调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仅从以上新提法的简略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新主张，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晶，正在不断丰富指导我国今后经济社会进步的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对基本国情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构建和理解科学理论体系。
（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参引文献］
［1］林毅夫:《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9日。［2］参见王建《决定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转变的三个因素》，《学习时报》2007年第410期。［3］《中国统计摘要》（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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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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