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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 |
|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二） |
| 杨春贵 |
| 2007年11月28日09:50 来源：《学习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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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快速发展的历史，也是解放思想的历史。29年间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个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思想的解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一）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历史发展一次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摆脱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作出全面改革的重大决策；我们摆脱封闭半封闭状态，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们不但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而且实现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如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推翻了教育、文艺战线所谓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错误估计；取消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广泛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思想的解放，启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从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他们的错误“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1页。）毛泽东的探索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他又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页）这就使我们又一次获得思想的大解放：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改革苏联那种并不成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正是这种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而富有活力。
（三）从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使社会主义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而呈现勃勃生机。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之一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例如：发展经济，急于求成；调整生产关系，盲目求纯；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结果欲速则不达。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这就使得我们再一次获得了思想大解放：一切超阶段的东西都必须加以排除，——书本上写的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传统的做法也好，更不用说单纯的主观愿望，只要不符合初级阶段的实际，不管它们看起来怎样的“革命”，怎样合乎“理想”和“道义原则”，都必须加以抛弃。再也不能搞那些好听不管用的东西。必须牢记：我们不是在天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地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地又不是别的什么地，而是中华大地，中华大地的特点就是经济文化落后。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施了“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制度、政策、战略等等，因为符合中国实际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充分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常常发生的一个争论就是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些同志囿于传统观念，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地讲姓“社”姓“资”，明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硬说是资本主义的而加以反对；明明是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他们却硬说是社会主义的而加以坚持。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都有这种无谓的争论。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改革开放步履艰难。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正如有个老太太所说：“千主义、万主义，老百姓富了就是好主义，其他都是坏主义、馊主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确立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场思想大解放的结果。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有好处，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推而广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五）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而富有时代精神。所谓老祖宗不能丢，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讲新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要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过程中努力创新理论，勇于讲符合实际的、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我们把二者统一起来，既反对离开、否定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思潮，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时代精神。正如邓小平所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以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新话很多，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此等等。总之，29年来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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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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