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行为总是离不开一定理念的指导。领导干部能否合格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是由其拥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决定的。所以，领导干部的权力观选择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执政党、国家、社会生活状态、前景的大问题。由此，深入研究影响现存权力观念的决定因素，也就尤其重要。

  　扭曲的权力运行潜规则

  　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遗存仍十分深厚，现代政治文明的力度和深度仍显得薄弱和乏力。传统的权力政治生态的顽强存在，是非现代权力观仍旧占据相当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制度和文化前提。

  　传统权力观主要内容及表现如下：权力授予明显的私人性。领导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是一个不容争辩和解说的政治公理。但从现实的权力安排上看，一些干部往往把权力的授予视为某个上级主管领导或主管部门的事，甚至于直接归结为个别领导对自己的赏识。权力观因此发生严重扭曲。这样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就会滋生两种观念：一是报恩意识。对权力授予者往往投其所好，寻求给予私人报答，旧时代的门生弟子关系、派系圈子关系在此得以延续。二是敷衍推诿意识。对来自基层群众的诉求往往以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为回应底线。

  　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无责任。由于把权力看作是某种私人的“恩典”，“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所谓潜规则就成为一些官员赖以安身立命、发达升迁的生命线。人情社会的“人治”规则使一切对权力的规限土崩瓦解。因此，权力的私人性必然衍生出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人治是既无客观规则可循又可以对权力的行使不负责任的。对权力的不负责任的滥用，对私人利益无约束的追逐，使得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成为权力滥用的牺牲品。

  　官本位颠倒了权力关系

  　为了避免错误或倒置的权力观占据领导干部的头脑，为了消除公共权力被领导干部的误用和滥用，问题的关键是让正确的政治权力观成为领导干部的主流意识。具体地说，即是要清除官场潜规则的某种霸权地位，用民主科学的现代权力观去整合领导干部的政治理念。这无疑是先进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和迫切任务。

  　首先，要牢固确立权力为公共资源、领导者为权力代理人的观念。

  　从政治科学的视角看，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是针对权利――私人权利而言的。这种公共权力的出现，来自于私人权利的部分让渡，让渡的动机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私人的权利。于是，在权力授予者和权力接受者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契约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主权在民”是第一原则，民众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权为民所用”是第二原则，“委托――代理”关系所实现的即是这一原则。

  　因此在权力的施与方向上，只能是自下而上，不能是相反的自上而下。而在权力的性质上看，不是某个私人在让渡权利，而是整个社会在让渡权利，这种因让渡而形成的权力只能是公权力，领导者只是这种公权力的代理人，就其本人而言，他只是实行这种公权力的工具，所以称之为“公职人员”或公务员。而所谓官本位的出现以及影响，无疑是颠倒了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免这种颠倒的权力关系，恢复公权力的本性，使领导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也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其次，要树立权力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意识，养成民主政治心理。

  　在认识权力的公共性的同时，领导干部还必须充分认识到权力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权力的公共性要求权力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后者是确保前者得以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从人类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对后者的设计是确保权力公共性和公正性的基石。因为，有许多政权形式只是打着民主政治的旗号，或者虽有推进民主政治的良苦用心却始终找不到适宜的权力运行方式。没有切实可行的程序和规则设计，没有科学而民主的手段来规范权力，公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就难以有效且顺利地实施，权力公共性和公正性就难以在现实的社会世界安家落户。人类几百年的权力运作历史经验表明，要避免权力腐败，减少权力腐败，从根基上消除权力腐败，只有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来达致。因此，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官员选举制、公示制、问责制，阳光工程等，便在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且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而臻于完善。这些设计对于减少权力运用的擅自性、随意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领导者而言，确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在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观念的基础上，切实树立权力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意识，不仅确立权力的公共性、民主性认知，而且认可与熟悉权力运作的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