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公务员俨然已经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就业岗位，对公务员从招录到退出的每一个细节，社会各个方面都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因其服务于社会的公益性与公共管理职能的交织，从制度上探讨外在制约与监督的各类理论实践文章层出不穷。诚然，只要是涉及了具体的人的行为的活动，单纯从 “内省”上已不能使其他受众放心其具体的心理和行为，但是如果仅仅从外部的制约与监督来探讨作为特殊管理服务群体的公职人员行为和心理，已经不能够获取显在的结论。当前，有必要深入研究或者重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包含行政文明、行政行为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公务员精神框架，并大力加以弘扬，就成了公务员自身素质提高和行政效能全面提升的必然选择。本文试图从外部条件的制约所影响的公务员精神的挖掘和提升的多个方面分析，针对公务员社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职能的履行的现实职责，逐步加以粗略探讨，力图求得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与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契合点，使外部的制约不流于死板，使内心的自觉不至于空泛。

　　行政文明的提起

　　当把公务员精神提出作重要的讨论的时候，有必要对行政文明做必要的提起。

　　当把文明的范畴内分为物质、精神和政治时，行政文明就成了政治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从一定的意义讲，行政文明就是政治文明的外在形成和现实实践途径。它的表达直接影响了公共活动的积极效能的释放，抑制了公共活动的消极方面，以具体的、程序性的规范对活动本身起到了有效的制约，对具体实施效果给予最深刻的影响。它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形式表达了一种促使整体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

　　行政文明不仅是行政人员内省自觉的外在体现，更有行政行为规范的要求，他把行政人员在公务期间的活动予以量度化，使行为更趋自觉和规范。行政行为的具体表达是公共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结合。公共选择促使行政行为必经是符合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并赋予一定的强制力或者特殊的途径和手段，确保行政行为的后续效果，同时把它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方式当中，使具体的相对独立的行政行为人在统一和协调的氛围中完成使命，达到有效管理、控制的目的。

　　当作为公务活动承担者的公务员和其相对私隐空间中的自我发展与满足发生冲突时，具体行政行为人往往是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待遇、价值实现等方面综合考虑，从而相应安排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纯粹的“八小时以外”的公务员是没有的。由于其自身角色岗位的特殊性，在“家国天下”的传统文化浸淫中，不论是自身还是其他社会群体人员都会考虑其社会地位的延伸性以及对个人家庭维护的稳定性。所以，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工作和生活角色转换当中较大程度的割裂，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工作和社会地位的延伸。

　　行政文明从本质来讲是行政文化积淀的表现，行政人员个人工作生活规范的执行和表达如何，行政行为总体表达如何，决定了行政文明的实质内容和公众信息传递模式，也决定了政府形象的公众评判标尺。基于其公众性，纯粹的理论推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具体行为才是根本的探讨着力点，行为效果展示才是受众的最终判断。

　　道德的作用

　　当从外部表现形式及成果来探究行政文明时，其内核的凝聚则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人精神状态和人格魅力。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中，“内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把人格的修养，家庭关系的融洽与做好“仕”密切联系起来，“家国天下”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质的内在要求莫不如此，“忠臣”与“孝子”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痕迹中，仿似不可思议的人格分裂总是充斥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最终获取了胜利果实的总是把个人人格裂变到所谓最佳最优的忍受者一类，于是“大丈夫宁死不屈”和“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版本使在各自的信奉者那里精彩上演。

　　有人一直在置疑中国传统的把个人情操与工作水平能力相挂钩的评价方法，认为在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内的问题不能和实际工作类比推理，或者以道德标尺代替能力水平评价是十分荒谬的做法和传统，至于“丁忧”等列为制度法典来强化日常道德榜样树立的工作典范，或因“大孝”、“大忠”一类而授予相应官职更被视为社会的无序混乱的反映。当前，这种观点在悄悄蔓延，似乎大家都达到了一种可以十分理性客观地认识能力与道德的纯然分割状态。

　　事实上，我们放眼到“拉链门事件”的所谓十分民主国家的国民态度，虽然由于政党斗争引起弹劾起动而又无果，导致更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的判断－－然而由此引发的民众反映仍然绝对是对公众人物的人格道德的综合评判，尤其是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中行政首脑，其道德素养与个人驾驭领导国家的能力与可信度，在国家形象和国家发展方向仍是紧密结合起来的，当政治人物如同体育、娱乐人物一般在走秀场各展风姿时，人们的关注点仍然同纯粹的政治绝对娱乐化有显然的区别：政治人物的精神状态、道德素养是其作为公务管理的可信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缺少了这类标志，或是沾染太多的污秽，公众就会判断，他将不适合作为代言人或管理服务者。

　　史上因道德沦丧而致使国家衰败灭亡最明显的例子当数古罗马帝国的消亡。道德观念的裂解，精神支柱的崩塌使得民族缺少了起码的可以团结一起挺立抗争的脊梁。精神的作用是内在的，其表现却是行为的综合，结果的映射，最后是内在的全都通过外在体现了出来，道德以一种显在呼吁潜在忽视的形式存在，又以最极端的毁灭体现其巨大威力。

　　精神作为人类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完全结合了起来，他把外部要求和内部自觉，把规范和自省融为一体，作为外部判断其本体思想行为的标尺，正因如此，精神就从虚无理论中涅槃出来，从假设空荡里飞升起来，把复杂的存在以最直接、最简化的方式现实处理了。

　　公务员能力要素

　　精神作为综合展示的载体，其内核的仍旧是个人能力、行为规范与外部要求的适应问题，所以，应该有必要探讨精神展示背后的能力要素。

　　公务员作为为公众服务，实施公共管理权力的特殊群体，对其本身应当具备能力要求更体现于掌控、沟通、合作等方面，初略分析起来，应当具有组织能力、创造能力、沟通能力、解决能力等向个大的方面。

　　组织能力是对公务员岗位的起码要求。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需要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对公共权力的有效掌控，即使如所谓十分文明、发达、民主的国家——只要他尚是个国家，对权力、资源的掌控就是不可或缺的，他可以通过法律等形式予以调整或制约，但最基本的起草或修改监督执行等总是要牢牢地抓在手中。这就是组织能力外在表现。作为单个的执行个体，更看着于执行本身的掌控，他务必要有较为坚贞的信抑，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具体行政行为中把握主要脉络，用更为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个难题，使组织水平更有效率，使组织本身更具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