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回顾这次接近尾声的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以思想僵化的过气精英为代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形容那些鼓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没落贵族，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半是挽歌，半是谤文，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时，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着旧的封建徽章；今天，这种人臀部露出的旧时代徽章便是“计划经济”，甚至有斯大林时代的思想印记。另一种人，是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更有一些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是“怀念”所谓的“毛泽东时代”乃至“文革”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两种人的相似特征是“怀旧”，共同指向则是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这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徘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弈，历经曲折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３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还不如说是讲５０多年来我们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２０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１７００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涉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１７００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的娘肚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