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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关系新特征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要性
  2006年03月17日10:5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出现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新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战略,借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在我国对外关系上的反映。这就要求我党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要重视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以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

  [关键词] 中国对外关系; 政治经济有机互动; 意识形态建设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国际政治中愈益突出。这种“两化”特征从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国内泛政治主义向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逐渐回归,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也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

  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国家生活由泛政治主义向经济政治有机互动的统一性逐渐回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政治”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不断地交互作用之中。经济因素必须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之下,才能作为一种自变量对政治本身以及社会发展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因素也必须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才能作为一种自变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巨大的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两者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内在的、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不能机械地割裂开来。

  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考虑,中国不适宜地扩大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乃至决定作用,出现了泛政治主义运动,强化意识形态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偏离了经济决定政治的本源意义以及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统一性,使政治成为一种能够离开经济的制约,独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自变量,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功能错位,纯粹的“空头政治”大行其道,使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外交处于不正常的发展状态。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生产力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形势的变化蕴涵着和平与发展因素的背景下,顺应国内改革的强烈呼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战略转移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改革开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从政治的、战略的和宏观的高度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样的政治目标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治绩效的核心内容,体现了经济对政治的制约作用,即政治必须要受到发展经济这一根本任务的强有力制约,必须要通过对经济的促进和保护来体现它自身的价值和功能。

  经济在国家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与逐步回归,使无所不能的泛政治主义的影响开始削弱,政治因素必须要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才能作为一种自变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巨大的反作用。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逐渐回归,不仅贯穿于中国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二、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逐渐回归,中国对外关系出现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新特征

  国内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逐渐回归在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问题,开始从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基础上对国际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特别是更注重经济因素,第一次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对外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呈现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特征。

  对外关系政治经济化,即用政治手段实现对外关系中的经济目标,在此基础上政治逐步具有实现经济福利增长的经济功能,即政治的经济功能扩大与强化。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之后,中国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更高的地位。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在于建立能进行国际交换,部分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经济之中进行活动的开放型经济。这种开放的社会主义要求对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通过20多年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配置资源的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法律规范;与相关国家就经济合作进行政治交流,签订一系列有关航海、保险、税收、投资与贸易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施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这种制度、法律与和平环境的保障,使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得以长期、持续地大规模进行,使中国对外关系政治经济化特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日益突出。所谓经济政治化,即经济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具有协调与控制国家全局利益关系的功能。对外关系经济政治化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关系对整体的战略关系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具有协调与控制国家全局利益关系的功能。历史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一直是受政治关系左右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主张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客观上相互作用时互不干扰和互不设置障碍的思想,强调在两制和平共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关系对整体的国家战略关系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这个特征在与中国国家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表现得很典型。20世纪90年代在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几次濒临崩溃边缘(如1989―1990年的制裁、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2001年的撞机)、将要破裂之际,常常被一只无形的手拉回到安全和正常地带。这只“无形的手”正是基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化而扩大了的中美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需要。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彼此之间的贸易额和投资额占据了各自庞大的市场份额,但常常因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起双边政治关系紧张。正是因为密切的经济关系才牵制着双边关系不至于偏离正常轨道太远而陷入僵局。

  对外关系经济政治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借发展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目的是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的壮大,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变过去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左”做法。为了打破由于意识形态竞争而引起的冷战僵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对外关系中一直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争取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关系,特别是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心。但在与中国发展国家关系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除了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之外,还有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利益考虑,即利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之机,促成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使经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十分之明显。

  经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表现最为典型。冷战后美国的对华外交中,“和平演变”一直是其意识形态利益追求的重要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美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以及中国国内现实和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法轮功、民族分离主义、非法的宗教活动、非法政治组织、港澳地区民主派的政治活动,等等,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有关。虽然美国官方宣称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合作期,但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把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化了的本质。

  从国际生产力与国际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有机互动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过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民主政治的实施应是主权国家自觉的符合本国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客观过程。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主导与控制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其垄断资本在它国扩张与存在的制度保障,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强行移植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而全然不顾及这个国家或地区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治实践,人为扭曲了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自然的客观过程,使之意识形态化。这种经济关系政治化之意识形态倾向,在东西关系中常常表现为“和平演变”;在南北关系中则表现为输出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如前苏联东欧的解体,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现象”等,正是西方国家对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由于西方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与存在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决定了西方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制度保障而在全球强行推广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顺应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实施改革开放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却借机对中国融入之过程人为主观地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随着西方垄断资本的扩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将长期存在。

  三、对外关系经济政治化之意识形态倾向,突出了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通过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潮流的观察,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新特征的分析,我们看到,经济实力已不再是只有通过转化为军事实力才能发挥战略作用的后盾因素,而是能够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直接产生战略效能,乃至最终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在长期和平竞争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其作用甚至是强制性的武力手段所不能替代的。正是基于经济在国际政治中战略作用的强化,西方国家借规律性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实施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战略,以“和平演变”其他国家和地区。长期与美国进行军事竞赛、处于你死我活状态之中的前苏联一夜之间以和平方式瓦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化战略的结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实施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战略,不仅对国家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国内层面已经产生消极影响,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有些人迎合西方敌对势力,唱出一些反调和杂音,主要表现在: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主张私有化和多党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建设,通过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使我们党彻底实现从一个成功的革命党向一个成熟的现代执政党的转变。

  在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界限问题。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强调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对外开放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盲目照搬、全盘西化;是为了巩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而不是重新形成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对西方国家企图借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之机,把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进行坚决斗争,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同时,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博士)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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