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两岸关系出现明显缓和迹象。大陆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对台政策展现灵活和诚意，台湾岛内谋和平、促发展的呼声上升是主要原因，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客观上也对遏制“台独”势力挑衅台海和平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与2004年相比，美国在2005年，尤其是在12月岛内“三合一”选举前在对台政策方面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举动。但没有“动作”不等于没有发挥作用，2005年美国在两岸关系方面发挥的影响更多的是潜在的。

　　首先，美国2004年的对台“阻独”举动在2005年仍在发挥作用。2004年，为了年底的“立法院”选举拉选票，“台独”势力通过所谓护照加注“台湾”、鼓吹改“国号”、“公投修宪”等做法，在岛内煽动反大陆情绪。对此，美国先是在该年4月通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国会作证，全面阐述美国的反“台独”政策。接着，鲍威尔、阿米蒂奇等美国政要又接连说“重话”，对“台独”进行打压。应当说，美方的举措为“泛蓝”夺回“立法院”多数起到了有益作用。2005年，在“蓝”、“绿”双方倾全力争夺的“三合一”选举前，美国之所以没有出台新的举措，主要是美方认为其2004年的上述对台举措仍在发挥作用，出台的政策已经够用，不需再有新的动作。而“台独”势力未敢利用两岸议题大做文章，与对美方2004年的打压心有余悸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有三种因素对“台独”势力起着制衡作用。一是大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反“台独”措施，二是岛内的民众主要是“泛蓝”的牵制，三是美国因素。2004年美国直接出手制“独”，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军事冲突危险增加，而“泛蓝”在“总统”选举后一度消沉，对台独势力的牵制力下降有关。

　　但在台湾“立院”选举后，“泛绿”企图掌握“立院”多数的图谋没有得逞，陈水扁的“急独”政策遭受重挫。一方面由于美看到“泛蓝”继续保持多数席位，能够对“台独”起到一定牵制作用，而在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后，“泛蓝”在岛内影响力显著回升，“台独”逐渐失去主流民意支持，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美国的“阻独”立场逼迫陈水扁当局重新审视其对大陆的政策和策略，陈不得不收敛“台独”举动，希望重新争取美同情，美台关系有所缓和。因此，美打压“台独”主要是反应式的，既然台湾当局没有明显的挑衅举动，两岸关系没有出现危机，美国就认为没有干预的紧迫性。

　　第二，通过对我《反分裂国家法》的谨慎表态，使“台独”势力利用该法通过之机在两岸关系上进行反扑的企图落空。“台独”分子在《反分裂国家法》尚未公布时就大肆造舆论，污蔑这是“战争法”。法案公布后，他们又极力歪曲法案内容，试图通过发动游行示威激化两岸关系。美国一方面对我《反分裂国家法》做出低调反应，无论是国务卿赖斯的表态还是众议院的决议，都只是表示关注，而并没有说该法将改变台海现状，也没有表示坚决反对。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公开和私下渠道，要求台湾当局收敛，避免破坏两岸刚刚出现的缓和苗头。同时，美国也通过各种方式告诫台湾当局，美国关注台湾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应，如果台反应过激，为避免引发台海局势新一轮紧张，美国将对台湾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

　　第三，在对台言论方面，美国发出的错误信号和混乱信息明显减少。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部门以及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等涉台机构在台湾问题上各说各话，表态相互矛盾。例如，2003年在“台独”势力加紧推动分裂进程之际，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告诫台不要采取挑衅行动，而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则声称布什是台湾的“守护天使”。美方在“台独”问题上发出的不同声音纵容了陈水扁对大陆的挑衅行为，使其得寸进尺，一步步试探大陆底线。2005年，美对台政策缺乏协调的情况有明显改变，国务院成为协调美各部门机构对台政策言论的主要部门。例如，2005年9月，在陈水扁过境美国时，国务院对其活动和媒体采访进行了严格限制，使其利用过境外交抬拉岛内支持的愿望没有实现。在2005年10月美向台提供的基德舰交接仪式上，美军方代表发表了措辞严肃的“不支持‘台独’”的正式讲话，并警告“改变现状可能会为两岸人民、整个区域及美国带来灾难”。美混乱信号的减少使“台独”势力无法利用美政府内部分歧夸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抬拉岛内挺独民意，有利于阻独。

　　2005年美国的“阻独”立场从外部对台独势力形成了震慑，事实上形成了中美两国共同遏制台独的局面。正是由于双方在对待台独问题上逐渐减少了分歧，形成共识，2005年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没有涉及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