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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杂谈:“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李乔
  2005年09月01日08:5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人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即幕宾(幕友)、胥吏、长随、官亲等。清代史学家、乾隆时人邵晋涵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这三种小人物在官场中尤为重要。这里着重谈谈胥吏。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京师衙署多,故京吏尤多,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书吏在清代官场上非常活跃,对于清代政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史称“清朝与胥吏共天下”。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索贿等。因之,书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清沈起凤《谐铎·祭蠹文》讥刺书吏“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彼,刀笔小吏,案牍穷年。窃尔生平之一字,辄舞文而弄权”。

  书吏挟例弄权是清代一大弊政。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其2/3涉及书吏挟例弄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经常要办理大量有关任免官吏、刑名钱谷、兴办工程等内容的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案牍文书,堂官(尚书)、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帖括制义,而不习法令世务。尤其是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诸如“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余条之多),对这些例,官员们更是极为生疏。正如胡林翼所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吏进稿便只能唯唯画诺。如中央各部办理案牍的情况是: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查阅成案比照律后,进呈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此案就算定了。嘉庆帝曾在一次谕旨中说到堂司官因不熟悉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有个书吏曾得意地说,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官场又有谚云:“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niǎo)不得休。”(另作“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清官难逃滑吏手”。与书吏得意的状态相反,堂司官则是另一副模样。一首咏司官况味的俗曲描述道:“办事费推敲,手不停,披目昏毷(mào),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还有滑经承弄笔蹊跷,与那疲贴写行文颠倒。细商量坐把精神耗,才得回堂说稿。”经承、贴写,都是书吏的一种。官员受制于书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暂吏久(官员总要调动,书吏则穴居衙门,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去衙门在”),因而书吏不怕违背现任官员的意旨。

  案牍文书有时更易一字、一句,便含义迥异,轻重悬殊,所谓“于字眼内出入”,书吏往往借此营私舞弊。如某厘官(收厘金的官)设局某县城内,县城被人攻破,厘官逃跑。事平后厘官申请复职,部吏驳之曰:“虽无守土之责,却有同城之义,当革职。”但又对厘官说:“如果你给我银子,我就保你复职,否则必定革职。”厘官只好答应。书吏马上颠倒原来的驳语云:“虽有同城之义,却无守土之责,可复职。”略一改变,含义便大相径庭。有的书吏无法无天,竟然私藏伪章,改窜文书。《狱中杂记》载:“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用私刻的假印,以修水利为由,一年之内冒支国库银达数千万两。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书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其受了极刑。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他们的口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书吏索贿的情况,除上面所谈改易厘官驳语、偷换死囚所涉及的以外,还可以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索贿为例。六部书吏权力甚大,人谓之曰“无异宰相之柄”。各部公务不同,书吏索贿便各有特点。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在铨选名单上“开列其先后”,如果“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所以求官者都肯花大钱巴结吏部书吏。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由于军费报销往往出入很大,可在一百几十万两银之间,所以户部书吏索贿的数目也都很大,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因而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说法。有一个户部书吏索贿的例子:福郡王征西藏归,户部某书吏索其军需报销费,福郡王大怒道:“小胥竟敢向大帅索贿!”书吏答道:“若不赏我巨款,报销之事就要办三年,皇上怪罪下来,必兴大狱。我这是为您着想呀!”福郡王无奈,只好赏以巨款。吏户二部油水大是出了名的,其他几部虽不如吏户二部,但也有利可图。《文明小史》说,书办“在里头最好不过是吏部、户部,当了一辈子,至少也有几十万银子的出息,刑部虽差些,也还过得去”。刑部书吏总是盼着外省发生大案,到时定有贿银可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即有刑部书吏受贿枉法的描写。工部事虽较简,但遇到大工程,书吏仍可获大利。礼部向称穷署,但在会试或大婚、国丧之年,也可获大利。

  由于书吏获得大量不义之财,所以其生活相当富足,有的还极为奢侈。若拿穷京官与富京吏相比,二者的差别几如天壤。李慈铭对二者做过比较:“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赀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者。”有人作对联形容京中书吏阔绰、富裕的生活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是他们的宅院夏日必搭凉棚,院内必列鱼缸和巨盆石榴树,家中虽无子弟读书,也要请一塾师摆样子,家里吃的好,所以丫头养得很胖,连狗也喂得很肥。晚清做过北京巡城御史的陈庆溎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述了两个他认识的书吏,一个叫史松泉,一个叫李秋宾,都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们可以作为清代书吏之富的典型。史松泉是户部银库的经承(书吏的一种),此职捞钱最易,“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外省每个月都要往京中解饷银和汇票庄银券,其中必有大宗贿赂,且可将银券暗中存入票庄生利),史松泉一任数年,遂至巨富。他有家资数十万,房屋连亘,院落数层,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如自造南豆腐,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令人不忍下箸。李秋宾是国子监经承,也豪富异常(因捐官者先捐贡监,政府得其半,经承得其半)。陈庆溎有一次到戏园看戏,开戏半日后,忽见有仆数人,携豹皮坐褥、细磁茶壶、白铜水烟袋,还有二三优伶,拥一肥胖老者登楼。一会儿,年少名优相继上楼陪侍,园主人周旋殷勤,送茶点者络绎不绝。一打听,才知此肥胖老者是国子监经承李秋宾。

  清代北京的书吏多住在前门以东和崇文门外,由于他们生活富足,所居“恒多华宅”,所以清代北京流行“东富西贵”的说法,其“东富”就是指富书吏和富商。在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还有阔书吏开的钱店。

  尽管书吏的实际权力不小,生活又很富足,但社会身份却是微贱的,而且名声也不光彩,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极看不起他们。冯桂芬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诸隶仆。”李慈铭则称书吏是“黑衣下贱之流”。但由于书吏一业“为之易而得钱多”,所以许多重利轻名者宁愿放弃举业而充当书吏,有许多书吏还是历代相袭的。书吏贱而富,京官贵而穷,这成为清代官场上非常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怪现状”。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8期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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