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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政党需要真实健康的集体领导
寻民利
  2006年03月20日16:4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摘要] 在实行集体领导方面,我们党有不少好经验,也有很多教训。集体领导坚持不好的原因主要有:体制原因、具体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原因、历史原因。正确实行集体领导应着力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集体领导; 领导集体; 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集体领导这一基本领导制度,并在奋斗中形成了三代领导集体,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同时,在实行集体领导的过程中也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阻滞了前进的步伐。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将制约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影响党的先进性。

  一、集体领导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行集体领导方面,我们党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深刻的教训。根据集体领导的现状,可以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以下通病:

  一是重形式,轻内容。开会表决是集体领导的基本形式,然而这只是必须的形式。至于什么问题拿到会上研究决定,参会成员是否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是否有平等发言权,发言是否有作用却难以保证。这样的集体领导只是形式上的,而实质上还是个人说了算。正像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所批评的:“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策,党委委员等于虚设”。

  二是重名分,轻机制。既然开会了,就应该按照党委会设计的本意,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党委会集体讨论举手或投票表决做出决定。可在现实中,在讨论、决定问题时程序不规范不合理,不按程序和议事规则开会,难以保证参会成员真实充分表达意见的现象大量存在。由于程序被书记操纵,导致机制的扭曲,使得这样的“集体领导”完全失去了集体领导的应有功能。邓小平1956年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已经对此予以揭露:“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1页)。

  三是说起来重,做起来轻。在文件、报告中谈到集体领导时,再三强调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是否实行集体领导并不很重视。开会只是例行公事,不关注质量。在党委会议上,委员们是否能够充分表达和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完全看书记的临场表现。书记无意民主,委员也就知趣地不去争取应有的“神圣权利”了。

  四是重分工,轻集体。谈起分工,仿佛自己分管的范围就是个人的领地,别人不能过问,只是单线向书记汇报工作,不向领导集体通报情况和报告工作。同时,对其他委员分管的工作也退避三舍,不愿多问,唯恐有插手太宽之嫌。

  五是该轻不轻,该重不重。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比较虚的事情可以开会研究,而且还表现得特别认真;但对有些含金量高的、有实质意义的事就不一定开会研究了。其实这也是重形式、轻实质的一种表现。

  总之,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集体领导,可是事实上,集体领导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中并没有很好地实行,成为一以贯之的可靠制度。它经常受到干扰和排斥,被有些人当成摆设,使集体领导徒有其名,成为病态的集体领导。

  二、集体领导坚持不好的原因

  集体领导坚持不好这一问题绝不是一时一事的原因所导致,具体分析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体制原因

  首先是在权力构成上,制度与法理冲突。我国体制的法理依据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体现人民民主的先进理念,应该通过制度运作来体现。可在实际上却有很大差距,甚至出现背离的现象:任命重于选举,集权重于分权,指示重于法律,党政全面深程度的统合,从上而下一统到底的领导方式和不完善、不严谨的执政方式。这些都难以让人民找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倒是让掌权者找到了“父母官”的感觉。因而有些党的干部习惯当“家长”,发号施令,破坏集体领导而不以为然。

  其次是在政权组织上,党、政角色混同的冲突。党、政角色混同导致党政组织的趋同,把行政体制中的一些做法渗透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导致了党的各级组织趋向行政化。书记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内的“行政首长”来,相应地造成政府权力空洞化,行政首长无法独立决策。党组织行政化,一方面表现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广泛引进行政级别:党委常委中各常委依照行政级别来划分高低,书记的行政级别高于其他委员,反过来又以行政级别的高低来确定党内职务,所谓“党政一肩挑”的做法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表现。这种级别有高低的做法,将党委内的平等关系演化为上下级关系,委员发表意见时权值也就不一样了。此时已不存在本来意义的集体领导。党组织行政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党的领导方式行政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当国家权力、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权力都不适当地向党委集中时,党委的权力就超出了它应有和所能承担的范围。要把这些超范围的事都管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方式,而集体领导的体制难以适应这种什么都管的需要,于是党委的权力被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2.具体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原因

  一是不恰当地套用“一把手”概念。“一把手”是个借用概念,形象地指代实行“首长负责制”机关的首长。可是,共产党组织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其领导制度是集体领导。因此,在党的文件和讲话中使用“一把手”的称谓,是一种违背党章的不严肃做法,应该坚决纠正。我们现在将“一把手”不适当地套用在共产党组织中,势必会引起混乱。例如,工作上错误地提出“一把手”负总责。既然负总责,就要有全权,这实际上是将任务交给了个人,而不是交给一级组织。又如,上级组织在与下级组织联系时,过多地与“一把手”单线联系,听“一把手”的汇报,书记垄断了汇报权,造成书记与委员的信息不对称,剥夺了委员的汇报权、知情权,成了个人对个人,而不是组织对组织,客观上为“一把手”专权提供了条件。

  二是由思想偏见造成的不良风气。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内在思想上存在一些不好的风气,影响了集体领导的健康实施。例如,对不同意见不能正确对待,习惯于与“一把手”保持一致,总认为持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支持工作、出风头、表现自己等等,总之,只有与一把手完全一致才能保持相安无事。又例如,把由于对某人不适当的行为提出批评而产生的矛盾当成闹不团结,上级不是采取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中的是非,而是简单地、不容分辩地加以否定,各打五十大板,或是习惯地以“一把手”的认识来判断是非,用“破坏集中、统一”等上纲上线的做法戴“帽子”、打“棍子”。还有的对民主集中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曲解民主集中制的本意,以“文明的”形式实施专断。

  三是党纪的疏失。集体领导同个人专断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它们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决定着我们民主集中的水平,决定着领导集体的命运。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这固然有思想认识问题,需要通过说服和教育来帮助提高,但是我们又绝不能只停留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上。因为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也是违反组织制度的行为,是对组织秩序(制度)的破坏,是对组织中他人权利的侵犯或剥夺,应该受到组织纪律的处理。可是我们的纪律部门在工作中并没能很好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没有及时对违反组织制度的行为予以追究。像陈希同、胡建学那样的破坏集体领导的行为,只是在他们的经济问题败露受到惩处后,才将他们专横跋扈、破坏集体领导的问题作为个人品质评价提出来。在此之前,谁会、谁敢过问这样的问题呢?

  问题在于民主集中制从来没有成为党内的法规或纪律。虽然我们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基本组织制度,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种组织原则看待,并没有当成组织制度来对待。邓小平说:“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如果是组织制度就应该有相应的配套的(成文的)具体实施细则或条款,而且对违背原则的问题,在组织内也应形成可靠的解决渠道。

  3.历史原因

  历史原因大致可以分为“自己的”和“外来的”两方面。“自己的”主要是指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和革命战争年代传统做法的影响。

  一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根深蒂固。由于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没有来得及清理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封建主义遗产,封建的政治思想无孔不入地侵袭着我们。

  革命战争年代,在“为人民打天下”旗帜下聚集起来的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小农经济生产的贫苦农民,在他们之中,打天下、坐天下,改朝换代的想法很有市场。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形形色色的人治思想、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等等,他们接受起来并不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可是,人们还是崇尚权力,在“权”与“法”的争斗中,“法”仍然处于弱势,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是革命战争环境形成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为适应军事斗争环境的需要,采用了一些具有军事组织特征的权力运作形式,如遵义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这种军事斗争的传统对我党后来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军事首长的强制性(命令)指挥方式,在很长一个时期被作为正面形象传播。

  “外来的”主要指共产国际又主要是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干部任命制,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生了深刻影响,至今还留有深刻印痕。像干部制度中的任命制,就是来源于苏联从十月革命后就开始实行的“罗名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种制度是党向国家机关派遣干部,但是党内干部的管理也受到了这一制度的深刻影响。例如,党内选举制在实质上已经被任命制替代。官员层层钦定,与“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同出一辙。干部一律任命的做法,无疑强化了干部看好上级,而不看好本级组织和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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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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