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的恩恩怨怨 (3)
张家康
  2006年11月21日12:4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楷 模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Noulens)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牛兰夫妇被捕后,在狱中四次绝食,生命垂危。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致电国民政府,“请求特赦牛兰夫妇”。不久,陈独秀等人也被捕入狱。蔡元培等又给国民党当局去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没想到这一纸电文,却遭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警告,称蔡元培等“电请保释,系徇情蔽护,为反动张目”。蔡元培并没被吓倒,竟两次去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

  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实践活动中,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准备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参与行动,共同营救政治犯,以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

  蔡元培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私人行为,逐渐扩大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可蔡元培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做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恐吓威胁,恫吓不成,便真的下了毒手。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毫无保障。”杨杏佛遇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人权保障活动刚刚出现的一点星光,就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掐灭了。

  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蔡元培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萧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9年,这年冬,由蔡元培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时为行政院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次,汪精卫在南京请他吃饭,席间,蔡元培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泪珠滴入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蔡元培已近古稀之年时,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社会工作。于是,他发表启事说:“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资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与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9月23日,他又领衔与郭沫若等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制裁。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蔡元培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毛泽东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毛泽东即发去唁电: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去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去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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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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