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可是解放战争开始了，兵荒马乱的，我就滞留在台湾，在台湾一所极好的中学建国中学教书。教了两三个月，又吐血了。

　　在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当然难免要讨价还价，想不到他说：“你不要还价了，这可不是在你们中国。”我非常震惊。台湾被日本控制了51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捱到1947年春天，形势稍微好一点了，我的病也稳定了，就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便与姐姐一家断绝了往来，幸亏断绝了，否则以后我还不是现成的里通外国的间谍？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去年我去美国，我们见了面，我回国一个月，她就去世了。

　　离开台湾后我首先回了岳阳老家，我另一个姐夫是湖南省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就在那里教了一年书。我前后教过五六个中学，文科类的几乎都教过，语文、外语、历史、地理。

　　湖南和平解放后，1950年，当时有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因为面临全国解放，缺少干部，招些中学生去学习三个月，就派出去代表共产党接收政权了。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去学习了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

　　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4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12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郭沫若是院长兼所长，本来要请陈寅恪的，可他在上海不肯来。

　　我是50年代在北京结的婚，对象是外文系的老同学曹美英，我开玩笑总叫她“帝国主义”，她年纪还比我大。

　　我是1956年底调来的，可是来了就不务正业。一来就赶上大鸣大放、1957年夏天的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最后是文革，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运动。历史所的不研究历史，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我在社科院30年，真正搞业务的时间不到3年。当时我们都干了什么？查什么地震资料，编这里那里的地方志，还有就是干粗活，体力劳动。西直门的城墙就是我们历史所的人拆的，很可惜。800年的帝都却不保留。香港到处是高楼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以前是荒岛。巴黎、维也纳就不行，他们的古堡、凡尔赛宫都保留得很好。

　　如果说跟业务相关的活，就是给你一个论点，一个结论，你从史实中找点能证明的例子。这不是研究，而是宣传工作。正常科研的结论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当时的情形是相反的。研究也不强调个人兴趣，只讲集体需要，要服从安排，满足组织的需要。那时候没办法。这样干扰学术的正常发展不好。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问题。我曾跟北大一个中年教师说，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没有政治上的强制任务，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结果他说，不行啊，他们也安不下心来做学问，因为“心理不平衡”。

　　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为人们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有两条，其中之一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说她总是抛头露面，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还有一个罪状说起来是个笑话。50年代，罗素在西方宣传和平运动，就是反美国霸权。所以我们很喜欢，邀请他来中国，他也答应了。可他九十多岁了，身体不行没来成，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把书交给下面的人，要他们翻译出来。那时的出版社出什么类的书，规定很严格的，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是商务的事。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因为跟我合作过，又交给我，任务就是这样一层层派下去的。我译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也懒得搞了。这事儿到了文革，毛泽东思想工宣队，按说当然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说罗素是资产阶级，我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招魂”。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商务别说不敢翻译，也拿不到那个原版书啊。这不成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吗？

　　另外还有些小的罪状，比如我们以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吃饭。可食堂人太多，排队要20多分钟，我为了省事，就自己带饭，可是带饭菜吧，凉了不好吃，所以我就带面包。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包，但面包可以凉的吃。这就成了“崇洋媚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布什父子俩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很喜欢吃中国菜，那这对美国总统岂不是崇华媚夏？他们那时候有特殊的思路，和正常的不一样。没法说的。

　　我是1968年被揪出来的。不过我运气好，当时批斗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冲击不大。侯外庐就不行了，他是早一批被揪的，他压力大，瘫痪了。而且那一次的重点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对我比较松，没有关起来，而是派我负责送饭，还是有一点自由的。哈哈。

　　老者的人生感慨

　　1985年清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我愿意回母校，就调来了，每年上一门课，1991年离休后又返聘了几年。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做过一个心脏病的小手术，就在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去世了。这也许是解脱，她得了十年的老年痴呆症，不认得我。我以前还每天出去散散步，去年年底摔了一跤，骨折了。现在就不怎么出门了。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有精力的时候就清一清，卖掉，值得留的以后送给学校。研究嘛，还写点小打小闹的小文章，大东西是做不了了。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

　　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语言习惯也是这样的。四五十岁以后就只能吃老本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艺术更早些，十几岁就定了，有多大能耐都使到头了。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