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人确实没有坚守素志，而是以自己的知识与学术同化于市场，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出卖良知，好一点的还按质论价，差一点的就不惜出卖人格。所以，当前的荣辱观与道德观的建设，应当率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做起。当然，知识分子目前出现的问题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大学中的官本位以及其他行政弊端是紧密相连的。要推进知识分子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在大学中实行真正的改革，维护知识分子的自尊，使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培养人格，担当起教书育人与风化社会的职责。但过多地指责，甚至拿出“文革”时期的狂暴语言是有害无益的，同时，网络与媒体过多地介入此类事件的炒作，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

　　其实，许多知识分子在繁重的工作与巨大的压力下辛勤工作，像北大的孟二冬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现在知识界的主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新道德、建设荣辱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还有的读者来信讲：“小孩子常把玩具当朋友，大人们常把朋友当玩具。”“在幼儿园里，我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但自打告别了幼儿园时代，成了大学生为什么反而就荣辱不分了？”怎么看这种现象？

　　袁济喜：我以为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再是净土一方，而有着充满功利与世俗的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但往往不是建立在与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使许多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对付生活与学习，特别是就业的压力，一些人往往置荣辱是非于不顾，做出一些有失人格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营造和谐相处的环境，同时，大学生一味地将责任推向社会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崇尚自我与社会于一体，就要勇于承担面对人生艰难与生活学习的压力。

　　张丰乾：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面对诱惑的可能在增加，获取利益的手段在提高，人际交往的经验在累积，当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与时俱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理想，“与时俱退”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改造的现实。在这方面古人早有洞察，道家提倡“复归婴儿”，儒家主张“如保赤子”，佛家宣传“发明本心”，不是说不要“成长”和“进步”，而是说“复归”和“保持”也很重要，所以分辨荣辱对大人来说更为必要。换言之，“从娃娃抓起”的前提是“从大人做起”。

　　怎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记者：公民道德素质状况不尽如人意，已经成了制约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对此您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呢？怎样才能真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呢？

　　李慎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使命，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重要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术界的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广大学者也有着坚持正确荣辱观的优良传统，有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还堪称当之无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正确的荣辱观的确立，不可能一劳永逸。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走在前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坚持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学风和作风，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们的行动带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张丰乾：我觉得“树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小树的生根，需要合适的土壤和水分，还要经历狂风暴雨和病虫害的考验。一个人要“立得住”，也需要精心养护和长期磨炼。但是，社会风气的好转，两类人应该负有特别的责任——有权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对他们的监督和要求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荣辱观的树立，提倡、宣传固然重要，自觉和自主更关键，切不可画饼充饥或者偏执僵化。比如，“艰苦奋斗”并非是一定要啃窝头，吃咸菜，而是说在只有窝头和咸菜的情况下，甚至更艰苦的条件下也不会放弃奋斗，更何况窝头咸菜并非总是意味着艰苦。“勤劳”也并非事事奔忙，时时操劳，而是精益求精，不避烦难。在这方面老百姓其实有很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要充分信任他们，多向他们取经，如果以简单的、公式化的方法去说教，必定事与愿违。

　　■李慎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们的行动带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袁济喜：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再是净土一方，而有着充满功利与世俗的一面。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营造和谐相处的环境，同时，大学生一味地将责任推向社会是不对的。

　　■张丰乾：社会风气的好转，两类人应该负有特别的责任——有权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往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对他们的监督和要求应该有更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