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这几年我们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扬短避长。这里有个例子（图表、数据），就是电解铝的出口。你看起来是赚了钱了，如果你按市场价格，就按引资价格来算，其实我们是亏啊，因为他不但是低电价了，而且是优惠电价呀，这些行业，硅铁、电解铝都是优惠电价，实际是国民财富的损失，而且污染的成本没有算进去。第二条就是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因为目前我们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支持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低附加值、低盈利的企业，因为这些条件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出口了，所以就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效率的努力。现在可以说一说，在前年请一些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来讨论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升值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升值，升值以后我们出口会有困难，使得我们出口会减少，或者增长不会快。但是浙江有一位做出口的企业家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他说从短期看，用保持一个人民币低估的状态是有利于出口的，但是我看这样搞下去，我们浙江这些出口企业两三年后就会出大问题，为什么会出大问题？因为完全没有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的压力。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达给经济部门领导，有的部门领导同志说，这个话是值得注意的，结果还没到两年，真应了他的话。现在我们沿海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一些困难，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像绍兴，法国人还没有制裁他就已经出现困难了，平均利润率（毛利）只有3%，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这样了。那好的企业当然大大超过了，有些企业看着像很强大的集团，说垮就垮，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困难。人家制裁，我们人民币升值，只要一升值，如果超过3%（现在还没到）利润就全没了，那怎么得了！所以说还是要让企业有压力，不断地提高产品附加值，用"十六大"的说法就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不然不行。第三个问题就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我们的服务业水平是出奇的低。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世界银行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服务业太低，结构不好。后来有些改进，但是别人发展比我们更快，所以我们还是很低，你看这是2001年的情况，我们的服务业比印度低得多，比韩国、台湾更低得多。更奇怪的是到了21世纪的这几年，不但没有升还降了，还不是因为重化工业化嘛！服务业比重的最高点是2001年，33.6%，其后连年下降。这就形成一种状况，就是在施振荣那个微笑曲线里，我们就是处在最下边的，就是干的附加值最低、盈利率最低的那种活。美国耶鲁大学和北大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说了，我们是"卖硬苦力"的，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就是"卖硬苦力"的。《华尔街日报》在去年年初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意思就是中国替我们"卖硬苦力"，我们得益很大。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做鼠标的，叫罗技鼠标（Log鄄itech），那是个美国和瑞士合资的公司，用的是早一点的数据吧，每年卖到美国两千万个鼠标，全是在苏州生产的，据说现在要将近一亿鼠标，每个鼠标的售价是40美元，40美元怎么分的呢？我们看，罗技，就是这家公司自己得20%，就是8美元；分销商零售商得37.5%，15美元；还有零配件的供应商，像得克萨斯仪器（TI）等都是作元器件的，那些得35%，14美元；中国得多少呢？得7.5%，3美元，这3美元里面包括几百个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生产费用，全在这个3美元里面。《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罗技公司就是当前全世界经济的缩影，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就是靠中国人卖苦力，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卖苦力了，这当然比没有改革开放以前还是好，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呀。第四个问题就是资源，本来我们人均资源占有量就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可是我们还发展高投资高耗费的产业，耗费资源的产业，所以发改委马凯主任在去年有篇文章就讲了，2003年我们GDP占世界4%，可是资源消耗情况是，石油消耗了7.4%、原煤31%、铁矿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这样一来就变得严重的资源紧缺。资源当然可以到外国去买，但是我们因为不是扬长避短啊，结果是你的耗费很大，而人家赚了很多钱。把全世界的各种资源都买贵了，不但资源买贵了，现在海运也买贵了，因为要向中国运矿石、运石油、运氧化铝等等。这里还可以举些例子，比如说华北平原是我们最缺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摆了1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一个河北就6000万吨。有报告说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已经打光了，现在开采深层地下水，而深层地下水是不能够采的，因为它不能回补，不能回补，你开采的话就会把地表打漏了，打漏了就是地表跟水接不上了。这个地区又是我们小麦的主要产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去年锦涛同志在政协环资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人民交待，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第五个问题就是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关于这个问题，主张是要用大量投资去发展重化工业、用它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实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重化工业没有什么创造能力，而要主要依靠服务业、靠小企业，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最近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就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低得非常的快，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一些非常主张重化工业化的同志也承认这一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世界各国的水平，就是马凯同志说的，世界各国GDP中投资占的份额大概是10-20%，我们现在已经是45-50%了，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扭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就是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收益递减非常的明显。看投资效益的指标叫ICOR，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取他的增量，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前面我们讲到了v，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里面的v，v是c／o就是资本存量除以产出总量，这里是讲增量，叫增量资本产出率，就是投资和产出增长的比例，就是资本增量和产出增量的比例，也就是说投资效率。这个数越大，投资效率越低。西方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国家ICOR是多少呢？马凯主任在讲话中讲到，大概是1-2，就是说，GDP增长1，需要投资多少？也就是需要资本增长多少呢？是2。我们是多少呢？我们是5，这是马凯主任的数据，根据香港有个数据库，它的数据是，我们最近的6、7年吧，数据是5-7，就是我们投5块钱下去，才增加1块钱，而别的国家呢是投1-2块钱下去就增加1块钱。投资效率低就会蕴藏着金融风险，我看到一些企业家在《商务周刊》上有文章，说现在不要紧呢，现在都是我们企业投资，跟过去不一样，国家投资会有风险，自己负责了，国家没风险。这跟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私营企业的投资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风险不在这些企业的身上而在银行。如果说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是自掏腰包的，将来投资失败跳楼他去跳，那就算了，那可以；我也主张投资不要审批，你自己负责嘛，不用审批，审批他干什么？问题现在是在银行，而银行给钱的时候，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党政领导意图，我们看铁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呀。钱哪来的？通常的办法都是这样：党政领导的办公会决定了我这里要发展哪几个产业，要搞几个大项目，然后来拼盘子，财政拿多少、银行拿多少、股市圈多少，这样如果没有保证回报的话，将来出了问题就是银行的烂账。像河北现在正在取缔100万吨以下的企业，当然这个资金哪儿来呢，有一笔就是首钢搬迁，有几十个亿，这中间有没有银行贷款我不知道。据我所知不但是企业了，还有地方政府也在累积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的时候，大规模地建设，它是指望着地价涨，地价涨了以后卖了地就还银行的钱。现在一个土地控制，再一个是地价，房地产好像不大涨，于是好多地方就发生恐慌了。这怎么办？所以就有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希望放松控制了。总而言之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不良资产的情况之下，就是逼使国家买单，不管是你从财政出、外汇管理出、中央银行再贷款，归根到底还是得纳税人掏。这个问题就很大。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0年前预言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后来讲了他为什么预言了东亚金融危机，他就是从投资分析出来的，在此我就不详细地讲了。

　　所以这个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确实也是这样。据我了解我们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多数人取得共识，一定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一定要像中央提出来的那样，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社会，一定要走这条路。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快地把经济做大，需要有高速度增长，但是路子一定要想好了。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很紧缺的，所以在这个当口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要出点主意。这个呼声现在已经很高了，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约资源，要改善环境，但是怎么做？这需要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使中央这个要求能够落实。

　　当然首先是要转变思想了，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要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的社会。这是中央最近几年陆续提出来的口号，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第一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第二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那有三个方面我们都是可以做的。第一就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第二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有人说中国不行，中国有它薄弱的方面，但是也有它强的方面。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也许我们的教学质量比美国差，但是数量超过它了，这搞研究开发完全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企业做得不错啊，我老说，我每次去深圳总要到华为、中兴去看一看，每次看了都很振奋。我们中国人不是绝对不行，是可以行的，只要我们努力。另外一个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我想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它的法律体系、法制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服务业。应该说香港的服务业，不管是综合物流管理、供应量管理还是金融，整套的体系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香港变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了，这套东西我们能够把它用起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三个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外围设备，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这个OECD每年都有统计，我们这个信息化结构跟人家比是倒过来的，人家是软件服务为主，我们是硬件为主，虽然这种情况有改进但是改进很慢。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信息化的作用发挥不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这是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光是信息产业它本身的产值。

　　讲了学人家的经验，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改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使得把我们的增长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想强调地说一条，你要真正做到这三条，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为这三条建立一个体制的基础，没有这套机制，没有这套体制，没有这套制度，你想做也做不到。也许我想得太悲观一些，但是可以就我自己的经历讲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中关村那里的经济研究所，我们那里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心，就是50年代从55年开始向科学进军，搞12年科学规划。这么一套做法，好像效果不大，由政府来决定科研重点，组织人力物力攻关，然后要求企业把这些攻关成果市场化、商业化，好像这个老路子变化不是太大。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机制、体制、制度。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技、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从要改革的角度讲，就是要改掉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这套体制。美国技术经济方面的专家罗森伯格讲道，为什么在19世纪科学能够昌明呢？就是因为此前是一个等级制和层级制，也就是科层制的体制，而再以后就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家的共同体。最近我看到同年级同学周光召同志有个讲话，说你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这个观点我很赞成，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搞一个制度，因为没有这套制度，人人都想当官，要搞一套什么制度呢，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个制度，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现在越来越变得行政化，官本位就是华山路一条，这就抑制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了。我们还是要搞一套制度，使得按照崇高的路子走，这确实有好处，不然的话就不行了。那么从别人的经验看，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现在的激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变成官，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技术创新的人，包括企业家，就是当个政协委员或是到人大，甚至当副县长，这种激励恐怕不行。以服务业为例，我很愿意推荐大家去看看陈志武教授的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讲了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卖硬苦力"呢？他分析了其中的道理，落脚在什么地方呢？落脚在体制。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附加值高、盈利性高的是服务业，盈利性低、附加值低的是装配、制造，但是这两业中，我们为什么长于搞制造搞装配呢？因为这两业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不同。装配是跟物打交道的，这对制度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不太高，相当差的体制下还是可以干。而服务业是跟人打交道，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干不了。比如说我跟冯国经先生讨论过，我说我们这里你能来介绍介绍经验，把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搞起来。他说我那一套要在内地做不大好做，比如说他给一些生产服装的企业做供应链管理，就是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地方买纽扣、买布，然后把布送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后整理，然后在某一个时点上正好加工服装的这个企业要用布的时候，他的布到了，用纽扣的时候钮扣到了。他说在内地这个环境，一扯起皮来整个就不行了。供应链管理全靠软环境，软件丝丝入扣，零仓储，没有仓储，但是在内地这么个市场环境下怎么做呢？做不到的。合同的执行很成问题，他就适应不了。我想陈志武讲的是有道理的，服务业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要有好的产权保护，他说对于实物产品，产权保护比较容易，看得见；但是金融产品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对它的产权保护要有很严密的体系才行。从我们这个金融市场就可以看到，捞钱的时候你根本摸不着他，他就把钱弄走了。所以我认为要强调推进改革。其实怎么推进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考虑得也很周到，现在问题就在执行，要能够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国务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所以温总理在去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说，2005年是改革年；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温总理说是改革攻坚年，我想这"攻坚"两个字加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坚"在哪里呢？就在政府自己，这些改革都牵涉到我们的这些个官员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要革自己的命。在座的有不少的领导同志了，也许这个话不一定适用于你们。景安我是认识多年了，他的改革激情还是很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权利和利益相联系的。最近上海科协，也是我们一个系统了，请我去讲课。我跟来接我的那位同志就谈起来了，我发现他们有公司，公司给融资，执行倾斜政策，中间还做一件事，就是高科技含量认定。我就说我们那里好像早就没有了，而且徐部长以前也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不行的。但他说他们还有，企业提出来，由行政机构认定然后以他所属的金融机构给融资，给优惠。我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好吧。后来快到会场了，这个同志跟我说，你今天可千万不要说这个，你要说了这个，我们的活就没法干了。所以一方面我是寄希望于我们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我们大多数同志大概第一批先进性教育都已经过关了，现在就要拿实际表现出来了。另外对领导来说，对这个情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机关确是分立化，哪一行的机关就变成那一行的利益代表，而不是代表全社会去管理、规制这个行业了。所以改革攻坚的艰巨性，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坚"攻下来。

　　谢谢！（本文为作者在"科技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