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是雷默先生讲的，按中国的标准，这位雷默还很年轻，他以前为《时代》杂志做编辑，在北京住了几年下来，越来越觉得拿西方现有的关于中国的“框框”（Sterotypes）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有问题，甚至有偏见，怎么也说不清楚，于是提出这么个新的说法，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很多人会说，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的确，我们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争论，很多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而雷默本人的意思恰恰是说，不论这里有多少问题、风险、不确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没有简单遵从“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雷默：《北京共识》，见本书第6页。

　　其实，即使连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共识”了，那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本书所收录的威廉姆森的文章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中，我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这一书面语，用以衡量经合发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是比“新自由主义”新得多也窄得多的东西，更不用说比“新古典经济学”了。

　　我第一次听雷默先生谈他这个“北京共识”，是2004 年5月我们在伦敦举办论坛的时候，那时英文版的文章还只是个初稿，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上来就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这个句子挪到了整个论文的中间部分。

　　从2004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北京共识》也不胫而走，先是在《参考消息》，后是在各种网络上，都有体现。我的考虑是，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有所谓“北京共识”，而在于：身为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什么说法没有？如果还没有“共识”，有没有诸如“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样的可能；不只是罗列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而是某种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教育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最终是要“解放全人类”。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过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有一个解释，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而什么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有很多年也没搞明白。转眼间到了1989年，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西方就开始封锁中国，重新改变对华政策。我们1978年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在西方基本上是受到欢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198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那边的舆论说到中国什么都是好的，那会儿是说到苏联什么都不好，而到1989年以后一下子翻过来了，一说苏联什么都是好的，一说中国什么都是负面的。这个情况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改过来，甚至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出现。雷默的《北京共识》部分地也是要回应这个问题。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当地人不大明白这个事。英国人老问我，说你们中国人到底要吃多少饭，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事，解决了吃饭问题，怎么就是个伟大的贡献呢。我说你们是所谓的“富裕社会”，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我们过去多少年来，至少清朝中期以后，吃饭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50年，这100年中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经过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恐怕是惟一经历了全面土改的。这个成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但却很少意识到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土改，包括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今天的中国将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成为“无地-无业-无家”的难民。1950年代以后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体化的努力（包括“大跃进”），都是试图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少年来的“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粮食生产或吃饭问题，那时叫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问题，现在叫“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这么大，一方面粮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面积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怜，南北东西自然差距大得惊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可能今天这里水灾那里旱灾，逃荒啊，难民啊，在所难免，到了极端就是骚乱和起义。于是，在搞完土改后，就要搞合作社，“大跃进”失败后，也只是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为了有个集体做基础，不至于两极分化。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全国学大寨”，听起来是很激进的方案，要几千年的小农走高度集体化的道路，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实际层面，“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那会儿南方叫“过长江”，北方叫“过黄河”，要解决粮食亩产问题。1975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不断问，为什么粮食产量大寨做到了，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专门到大寨去开了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央做报告，要解决粮食产量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叫“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改革的伟大成就，第一个还是这个，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灾害，难民流离失所，现在则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地区的贫困县，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现在饿肚子揭不开锅的情况已经很少了，除了内蒙、新疆可能因为一场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种灾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从毛主席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1980年邓小平说“把中国人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再到1989年以后连续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用这么少的耕地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下来，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上来，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