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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费孝通谈民族问题
吴跃农
  2005年04月26日10:4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50年7月,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做民族团结和睦的工作。当时在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专门邀请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民族问题。邓小平很谦虚,称自己“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是一个小学生”。

  双方坐定,警卫员送上热茶后,邓小平平和地对费孝通说:“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费孝通介绍了自己在西南调查少数民族的情况和相应数据。

  邓小平讲话从不转弯抹角,他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费孝通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让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称赞费孝通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邓小平还对费孝通十分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费孝通感到邓小平对民族问题思考得既具体又准确,与君一席谈,豁然开朗啊,邓小平继续说:“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红军把粮食吃光了,自己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邓小平这番坦诚的话,使费孝通很受感动,十分钦佩,他动情地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便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邓小平说道:“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两个多小时的叙谈后,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十分投机。邓小平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研究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费孝通说,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

  邓小平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上的言传和身教,不仅教育了广大汉族干部,感动了少数民族,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而且使党外人士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各民族老百姓办事的党,是一个讲民主、讲团结的党。

  费孝通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和而不同”,在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邓小平一席谈,给费孝通影响很大,几十年以后,费老回忆起这次见面,仍很有感触地说:“那次谈话时,小平同志当时就触动了我,我体会到我们既要看到民族的特点,也不能忘掉民族间的共性,承认区别是为了团结,以促进共同发展进步。经过了几十年,这一指点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认识。”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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