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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辱历史使命 探索改革之路
——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2011年11月02日15:4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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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群体:偏居祖国边陲、南海之滨,20年来却始终不渝,为中国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建言献策,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大潮的一股中坚力量。

  有这样一个群体:从不参与学派论战,从不参与名利之争,20年来恪守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

  在风景如画的海南省海口市的西海岸,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址建成了,他们即将在这里庆祝建院20周年。

  中改院建院以来,坚持“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办院,为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新社科机构管理体制,凝聚全社会改革智慧,直谏改革决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包括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

  20年来,仅有50多人编制的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130余份,发表论文1400余篇,公开出版改革研究专著200余部。他们在全国首倡建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民富优先”、“让农民工市民化”、“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对我国改革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直接为中央决策采纳,有些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

  中改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专家称之为“改革研究基地”;媒体对他们的经验评价说是“中改院现象”;政府部门认可他们是“重要智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说,“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出了这么多成果,并且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着奉献,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把握改革全局 直谏改革决策

  改革智库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提出改革思想,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在这方面,中改院做得非常成功。他们首次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建议;率先提出在我国应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次作出我国已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判断;首次提出发展方式的“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首次提出我国应确立“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改革发展导向;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等。这些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建议,有的被决策层所采纳;有的在理论界基本形成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中改院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改革大局意识,坚持参与改革实践,能够及时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快速提出富有操作性对策建议。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国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中改院围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系列建议报告。1994年提出“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1995年提出了“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建议(20条)”的政策建议报告,上报中央有关部门;1997年,中改院提出的“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的建议”。与此同时,推动职工持股改革,1996年形成的“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建议(20条)”;1999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的建议(25条)”,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0年代初,中改院与国家体改委生产司共同举办了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体改系统股份制实践研讨班”,这一高层次的培训班,培养了全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员后来都成为各地股份制改革操作中的骨干力量。中改院由此也被喻为股份制的“黄埔军校”。

  1991年,中改院从多层次、多视角探讨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四份政策建议。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看,这四份建议仍具有显著的前瞻性。1992年,中改院形成了 “建立海南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成为海南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蓝本,引起全国其他省份的高度关注。

  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上, 中改院1998年召开“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国际论坛,提出“关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1999年,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调用中改院刚刚形成、尚未发表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报告50套,作为起草文件的参阅件。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中改院从建院开始,就把农村问题作为重点进行研究。1995年,社会上和理论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期限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一些学者对家庭承包制提出质疑,导致不少农民对30年土地承包期限到期后的出路表示担心。针对这种情况,中改院提出了一个“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 建议指出,决策层应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1998年,他们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 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正值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 起草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作了批示;起草三中全会《决定》参考了此文。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直接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为了强化这一提法,1999-2000年,中改院进一步对土地立法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应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纳入立法,形成系列“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我国土地承包法的起草过程中被参考,其中部分内容被采用。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三次带领土地承包法工作小组到中改院征求对土地立法的意见,并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智库存在的价值,是对政策决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价值。中改院在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关头,适时提出重要建议,受到政策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比如:

  1994年前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中改院在分析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提出了把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快速发展中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来抓,在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建议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1998年针对宏观紧缩问题中改院提出“我国当前通货紧缩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尽快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过热,中改院率先提出完善宏观体制的建议。中改院在《在宏观调控中加快改革》建议中提出,宏观调控的实质是解决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要素市场、金融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以完善宏观调控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制度。

  1995年,在国有银行债务风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时,中改院通过广泛交流、借鉴比较,提出了“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30条)”,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债务托管解决不良债务,推进银行商业化、股份化的建议。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领导对此建议组织专人讨论研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机中,中改院提出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面临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终结和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终结这“三大终结”的挑战。为此,以改革应对危机。2008年,中改院就扩大内需,提出了《以基本公共服务拉动消费需求(4条建议)》、《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6条建议)》等建议,引起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的高度关注;2009年,中改院出版《危机挑战改革》,系统地阐述了反危机的一揽子改革规划,并且明确提出了《以改革应对危机难题的建议(24条)》。

  一个智库的水平,既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建议,也取决于对客观趋势的把握。中改院善于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在大趋势上的判断和把握能力,得到各界的认可。他们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超前了5-6年;提出的国际旅游岛,则超前了10年之长。

  1996年,中改院提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改革的实质是转换政府职能;2003年SARS危机中,中改院首次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提出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就是加快政府转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其后,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的理念与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逐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被决策所采纳。中改院在政府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反映,中改院成了政府转型研究的发源地。

  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开始研究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2004年,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中改院认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盾。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需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这就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4~2009年,迟福林教授数次参加温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所提建议均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问题。特别是2007年,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时,迟福林建议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解决农民低保问题。这一建议提出时隔不到三个月,中央就出台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低保工作,这比“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前了五年。

  2009年即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在发展阶段变化 和社会突出矛盾变化判断的基础上,中改院认为,新阶段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包括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2009年,中改院在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研究”政策咨询报告中,确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其中包括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份材料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组重要的基础性参考材料。

  早在2000年,迟福林就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是中改院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就如何将海南的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竞争优势,适时提出的推进海南走向大开放的重大举措。2001年,他们就提交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框架建议”;2002年提出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7年,中改院进一步提出“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方案建议)”,同年6月,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写进中共海南省五次党代会报告。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领导的要求形成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以海南省政府名义颁布实施;2009年2月提出“以国际化为目标,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三点建议”,同年6月提交了《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中改院不仅重视政策研究,也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他们相当多的成果,是建立在对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为理论界提供了改革研究的新视角。

  从小平同志南巡到党的十四大,各方面对市场经济非常关注。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改院率先对市场经济进行系统研究,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套10本的丛书,深入探讨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率先提出“把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重大理论和改革思路,这些研究成果上报给有关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受到高度重视。1999年,中改院又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20年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和《回顾与前瞻: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相关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2年1月,中改院受国务院体改办委托,形成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此报告受到委托方好评,并被作为内部参阅件呈报中央。

  2004~2006年,中改院逐步提出社会矛盾变化的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中改院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时明确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发展型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呈现阶段性特征,由此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理论判断,为研究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新阶段”内涵,为观察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提出需要尽快启动二次转型与改革。他们认为,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则是主要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努力改变经济结构,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2010年初,中改院陆续出版了《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两本著作。二次转型与改革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把《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著作作为干部参考读物,理论界也对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形成基本共识,并且在多方面加以引用。

  2011年明确提出“民富优先”的战略思路,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历史性转变,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改变经济结构,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2011年3月,迟福林在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作大会发言,建议“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

  中改院的研究成果,在决策层、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带动了中改院的改革咨询和改革培训。近几年来,中改院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委委托的大量政策咨询课题。同时,中改院还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广东、上海、湖南、云南、辽宁等地的政策咨询课题。中改院建院之初即承担全国体改战线培训基地职能,1997年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全国首批工商管理培训机构中,2004年开办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方向博士研究生项目、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成为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培训基地。建院20年来,中改院以形成改革专题、改革管理、改革理论一体的培训体系,采取研修班、培训班、研讨班、以会带训等多种形式举办了  期培训班,为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所出版的图书,《第二次改革》成为畅销书,《2009’中国改革评估报告》、《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英文版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购买送国外驻华使领馆。中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六种外国语言同时出版并向全球发行。等等。

  一个不足50人的智库,论单个研究人员的综合竞争力,无疑比不过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但他们在改革研究、咨询和培训方面所取得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许多体制内研究机构。

  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人民利益为导向谋划改革。正是在这些理念基础上,中改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成为反映民意、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尽管刚提出时有不同意见,但中改院坚持深入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参考材料。

  中改院每年都安排不同主题的国内外调研,把实地调研作为提高研究质量的重要举措。比如2003年SARS危机后,他们展开一系列调研,发现有些农村在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水平低得可怜。在海南,一户极度贫困的家庭,丈夫年迈残疾,妻子瘫痪在床,儿子又有智障,而一次村里为他们争取来的补助只有5元钱。在甘肃一个村庄,有一个村民公约,任何一个村民在患病后,治病费用如果超过2万元,就不再治。因为在这样的贫困地区,2万元的医疗费用会殃及至少5个家庭同时陷入贫困。在云南,离香格里拉市区只有28公里的一个自然村,小孩上初中的只有60%左右,因为一个小孩在县城念初中每周需要大约50元的基本生活费。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非常震惊,促使他们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展开研讨。2004年,迟福林院长将调查研究发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理论化,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

  重视国际比较,借鉴国际经验。中改院初步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长期执行UNDP和中德双边政府合作项目,与企业组织国际网络、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机构,与德国、挪威、英国、美国、越南、古巴等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对外交流,使中改院的研究活动能借鉴其他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通过国际比较研究保证改革政策研究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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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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