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一：加重处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加重处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刑法原规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修改建议】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本罪的刑罚偏轻，建议加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同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研究认为，鉴于这类犯罪社会影响恶劣，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对其加重刑罚是必要的，建议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这样修改，加重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在量刑上又与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差别。 　　

　　【草案修改】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详细】

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作用几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仅是侦控机关查办不力的替代品，实有违“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要改变这一司法尴尬就须首先推动关联制度的建立，将这种制度的折衷设计为制度的必然要求。否则，对那些在“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三项工作中做得比较扎实的贪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还会继续在司法实践中尴尬下去。【详细】

修订“财产不明罪”是清晰的反腐信号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像一个“筐”，腐败分子想不起来、说不明白的，都可以往里装。在近年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在公众对反腐败有强烈呼声的舆论下，全国人大做出其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的修法决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了更强的社会基础。这更是一个清晰的反腐信号。【详细】

摘掉“免死牌”还需“阳光”支持

　　法定刑拟提高 “避难所”难避难
　　草案之所以提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修正，主要因为本罪与贪污、受贿等犯罪的法定刑规定轻重相差悬殊(贪污和受贿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来源不明的财产动辄百万、千万，却获刑不超过五年)，从而导致有人将本罪戏称为是腐败分子的“免死牌”。

　　配套“阳光法律” 确立说明义务
　　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一般均专门通过法律规定与该罪有密切联系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即所谓的“阳光法律”。【详细】

提高“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的意义

　　刑法的这一修改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刑罚不仅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符合法律公平，同时也能为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对犯罪数额大小、犯罪情节轻重与量刑之间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其次，它有利于遏制和减少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提高法定刑之后，能有效地杜绝贪官的侥幸心理，有利于促使涉案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服法，同时也有利于司法机关打击其他共同贪污人、行贿人和新的犯罪事实。【详细】

　◎理当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折衷主义”困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改回应争议　　　　　　　　◎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利多弊少　　　　　　　　

从更广泛视野看，刑法的此次修改值得期待。它不仅仅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进步，更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方面的渗透和延伸。【详细】

个人信息保护应三管齐下　

　　刑法修正案因应了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是一个涉及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的综合体系。侵犯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也理所应当地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这三大类。刑事责任的制度设计已经先行一步，行政责任的建立与民事责任的健全也有必要写入立法日程。【详细】

个人信息保护如何突破立法藩篱

　　藩篱一：信息立法面临着信息种类和范围的界定难题。
　　藩篱二：如何增强立法可操作性和公民信息权可救济性
　　藩篱三：对立法模式的选择制约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质量

　　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的不仅是一部宏观意义上的“母法”，更要求构建起一个微观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如此才能为公民个人信息权提供全面而细致入微的保障。【详细】

“人肉搜索”的罪与罚

　　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提出，以上立法仍不足以打击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人肉搜索”同样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应当规定为犯罪。
　　个人信息保护要立法，这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行的。欧盟于1995年制定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所有欧盟国家（新近入盟10国除外）均已完成了新一轮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或者修法工作。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能绝对化，而应当兼顾“权利保护”与“自由流通”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衡”。【详细 】

“人肉搜索”本身并没有“原罪”

　　正如刀具可以用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我们却不能将“刀具”入罪或将所有持刀的人都入罪。正说明“刑罚崇拜”在一些人心中仍根深蒂固。“人肉搜索”也并不是一个类似“谷歌”或“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挈，只要输入一个人名，点击“搜索”键就可以得到结果。如果以某些媒体以过于夸张的言辞来作为“人肉搜索”入刑的依据，那可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渊池”了。【详细】   

“人肉搜索”危害严重者应负刑责

　　如果“人肉搜索”不需要承担刑事责，国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措施设置上显然是不完整的，而在法律责任体系构建上也是不科学的。对日益泛滥的“人肉搜索”行为从刑法上进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和方式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也有轻重程度差异，这就要求国家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也有所区别。《草案》规定买卖公民信息将负刑事责任，这是对公民个人信息加强保护的重要表现。【详细】

“人肉搜索”入罪的三个前提

　　其一，刑法打击什么样的“人肉搜索”？
　　其二，如何来区分“人肉搜索”中正当舆论监督与侵犯隐私呢？
　　其三，对“人肉搜索”侵犯隐私应由谁进行追究也值得考虑？
　　因此，建议目前不宜将“人肉搜索”入罪，我们还应当加强对隐私权的立法，界定隐私权的范围与边界；此外，应当强化有关行政机关在打击违法“人肉搜索”的职责，规定对违法的“人肉搜索”进行行政处罚。在这些基础完善后，再考虑“人肉搜索”入罪的问题。【详细】

　◎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立法保护个人信息不再遥远

　◎披露和搜集个人信息都需严格规范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将究刑责

　　此次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设有关条款为保护公民隐私“护航”，从过去那样过分注重“专政”和“保护国家利益”转变到关注“个人利益”，传递出了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国已经高度重视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这不仅是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信息技术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更体现了法律对社会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尊重。如果草案能获通过，无疑是民众的福祉。
　　不过，我们更期待那部已经形成了草案的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早日走上前台，让各类“泄密”行为得到相应的制裁。只有让这部专门的法律大有作为，刑法执法工作才不会超负荷运转，刑法新增的条款便不会成为“空中楼阁”，叫好更叫座。【详细】

“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真的不明？　

　　刑法规定，“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贪官不是“不能”说明其来源，而是“不愿”说明其来源。因为谁都知道避重就轻，知道以巨额财产不明掩盖贪污受贿的事实真相，即使记得清财产的来源，也不愿承认，承认了就会是贪污或受贿所得。常有报道，一些贪官对巨额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虽然财产被没收，但至少性命保住了。难怪实践中有人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贪官的“免死牌”、罪犯的“庇护所”。
　　这次刑法修改只是加了刑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还是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这样，笔者担心，今后可能出现贪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不放在自己的名下，而是放在其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的名下，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详细】

刑法修改密织反腐天网的信号意义

　　此次人大根据反腐战役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方略，将“领导身边人”受贿纳入刑法惩处范围，同时提高“巨额不明财产罪”的刑期，在关注“贪了就走”的“五九现象”的同时，也关注“走了就贪”的“六一现象”，可说是既符合法理，又符合常情，极大地挤压了腐败分子容身的空间，为如火如荼的中国特色反腐再添了一把烈火。学界对此反应热烈，有研究人员甚至给出了“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具有标本价值”这样的评价。
　　在我看来，如此密集地修改刑法织牢反腐天网，不仅昭示出中央反腐肃贪的决心和信心，也表明中央更加注重民众对反腐肃贪的强烈诉求和感受，以此作为评价反腐工作成果的标准，凸显了中国务实进取之当代发展新文化，在反腐制度建设之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必将促进中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详细】

将小金库列入刑法犯罪有利于推进反腐

　　“小金库”虽小，危害却很大。它化大公为小公，损害整体利益，扰乱正常财经秩序，使单位原来紧张的经费更加紧张，使百姓抱怨税费过多的声音更高。同时，它是滋生铺张浪费和腐败的温床，打开“小金库”的账单，无不散发出奢侈气、腐朽味。由于“小金库”具有隐蔽性，只由少数几个人掌管，可以随意开支，失去监督，于是很容易发生贿赂、贪污等违法、犯法行为。 正如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锡荣所说：小金库屡禁不止，原因在于背后的利益，依靠个人觉悟、党纪和行政规章是不能消灭的，而“小金库”又是集体腐败的祸根。当前，由于我国还没有惩治集体腐败法，这也让腐败者钻了法律空子。因此，笔者认为：把私立小金库列入刑法犯罪中或改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不仅有利于打击小金库，防范集体腐败，而且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可谓是一举双赢的好举措。【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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