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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写文章时已准备坐牢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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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不是口号 广东成绩值得肯定
胡耀邦审定发表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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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全文]
罗瑞卿：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
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3月1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后，罗瑞卿当即就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自己检验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罗瑞卿对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表示：“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全文1][2]
于光远：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全文]
回忆：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约稿的指导思想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当时总的形势和宣传要求，另一是报纸的特色和需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总的形势是，党中央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