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理论创新的热土。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推动解放思想大讨论，紧紧抓住深化改革的核心课题和主线，以解放思想来破除有碍科学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建立广东发展模式转型的共识。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重温小平同志对广东的嘱托，全面提升广东对发展转型的责任担当；二是要求广东干部和群众反求诸己。《南方日报》最近推出了“解放思想十题”，以思想理论创新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我们将文章陆续辑纳成篇，以飨读者。
【特别关注】《南方日报》解放思想讨论（一）（二）
刘圣宜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东是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首先进入之地，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义的出版之地，是第一批西洋先进器物在中国的陈列之地，也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医学、建筑、音乐、绘画、制造品最早出现之地，可以说，广东是西学东渐的前沿。 而过去之所以有这样辉煌的历史，与广东人善于看到别人的先进，善于打破故步自封，乐于吸收别人先进文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精神使广东出现了中国近代最为杰出的思想领袖，有着丰富的思想启蒙资料，在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时刻，广东人作出了向世界学习的明智选择和敢于创新的努力，在文化上率先进入了一个相对于内地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时期，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新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广东的历史也一再表明，思想观念的转化是整体转化的前提，具有破冰的意义。 而现在广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紧逼的追兵，面对发展的瓶颈，对如何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又提出了新要求。过去我们可能是更多地吸收和模仿式的“拿来主义”，但如今我们可能更要消化后的创新。对外来文化的看法应该是全面和立体的，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特别要看到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有它的历史成因，有它的人文传统。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不要一面倒，全盘西化，不要生搬硬套。 以香港为例，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和结果是很特殊的，很有创意的，对广东的辐射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广东和香港的交流，更多的可能是商业合作、金融、贸易等经济社会模式发展的交流，但决定着行动的思想领域交流，特别是高端文化上的交流还不够，互相的学习还有待加强。［详细］
以前敢去“吃螃蟹” 如今要喝“头啖汤”
胡军：暨南大学校长 文化惯性限制了广东从制造大省到创造大省的飞越 记者：您提到“文化特质影响着产业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胡军：可以说，文化底蕴能使某一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力，因而在提供与该方面能力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时，形成了该地区的优势产业，在比较优势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这一地区的产品专业化方向和产业选择结果。 让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当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高低端搭配的多级产业分工体系，该体系可形象地描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其中，美国以创新创意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金字塔分工体系的高端，德国的高端制造业产业则位于该体系的中高端，日本以其迅速发展的加工制造业紧随其后，而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金字塔体系的最低端。这一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有其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则与地区文化特质紧密相关。 比如，美国以创新型产业位居产业分工体系的高端，其原发性创新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领导者，这一点与美国新教文化中创新、冒险的精神特质非常吻合；德国以高端加工制造业作为其核心产业，其文化中严谨精确的文化特征使之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翘楚；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日本文化以生存理性和重视学习为其核心特征，因此，日本的文化可以说是外来文化的加工器和摄取器，这一重视消化吸收、积极学习的价值观使得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另一高端制造业强国。［详细］
创新产生于适宜的文化氛围里，成长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中 记者：您的意思是，文化能提高自主创新的水平？ 胡军：应该说是创新文化的培育，能提高自主创新的水平。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科技体系和产业体系，我们在考虑创新的战略选择的时候，寻求整体体系性的创新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立足于在现有的体系下，通过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形成适应新一轮创新性增长的岭南新文化。 记者：什么是岭南新文化呢？是不是要蕴涵创新文化？ 胡军：对。创新必定是产生于适宜的文化氛围里，成长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中。 我们必须意识到，原岭南文化中我们有敢干、实干的精神，而在建立岭南新文化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要添加创新因素，过去有“敢为人先”，现在要“鼓励探索”；以前敢去“吃螃蟹”，如今要喝“头啖汤”！［详细］ 须提供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保障 记者：广东进行文化创新还欠缺些什么呢？ 胡军：进行文化创新首先要明白我们的文化体系当中缺乏哪些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元素，其中，我认为：危机意识、积极模仿、工业精神这三方面是岭南人在掀起新一轮增长高潮中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特质。 首先，广东在新一轮以创新为主旋律的经济增长中，必须建立危机意识，塑造危机文化。如果广东继续陶醉于过去的辉煌，总有一天，一觉醒来，会再次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低层次发展地区，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广东在建立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必须建立科学的学习观。在过去依靠出口加工贸易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转变消极模仿为积极学习。这是走向自主创新的基础。 最后，广东应转变重商轻工的取向，培育工业精神，这一点，是广东制造得以继续提升水平进而向广东创造迈进的关键所在。［详细］
夏光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应实行“环境优先”发展方针 记者：请问在3万亿GDP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应该怎样推进发展转型？ 夏光：现在许多人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自喜，但如果没有经济转型，发展的后劲就不足，就可能长期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徘徊。那么靠什么促进转型？环境保护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党的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把保护环境确定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体现了“环境优先”的含义。 2003年－2004年，我提出了“珠三角地区应该实行环境优先的总体方针”的建议，后来这一方针在珠三角各城市的“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了体现。用环境优先推动广东发展转型，实现广东经济的结构改善和水平提升，这是广东发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详细］ “环境优先”已有先行者 记者：历史上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夏光：“环境优先”的提法，是在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害防治立法实践中出现的。1970年，日本确定了“环境优先”原则。从此，日本的环境立法力度加大，迫使企业大幅度增加公害防治投入，从而使日本从“公害列岛”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成为受到世界赞誉的“公害防治先进国”。 记者：在国内已有地方实行“环境优先”的发展方针吗？ 夏光：当然有。2005年，江苏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环保优先”的发展方针，具体表现为“十优先”：一是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优先进行环保立法；二是在编制发展规划时，优先编制环保规划；三是在作出发展决策时，优先考虑环保影响；四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优先发展清洁产业；五是在利用有限资源时，优先节约环境资源；六是在新上投资项目时，优先进行环保评估；七是将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环保开支的增速要高于财政开支的增速；八是在建设公共设施时，优先安排环保设施；九是在进行技术改造时，优先采用环保型技术；十是在考核发展政绩时，优先考核环保指标。［详细］ “环境优先”不会影响广东竞争力 记者：实行“环境优先”，是否会影响广东的竞争力？ 夏光：对这个问题，研究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广东学者赵细康提出了实证研究结论。他通过对国内外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并比较了中国与美国的实际经验，得到结论认为：(1)环境保护强度不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制造业17个主要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保护强度的高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之间并未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2)中美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美国实施较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并没有削弱其污染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对于珠三角以外的地区，实行“环境优先”是否会影响其经济发展？ 夏光：如果单独对这些地区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难以回答的，因为这些欠发达地区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应对“环境优先”这样严格的要求。但在广东实行“环境优先”，并不等于单独由每个地区去应对“环境优先”的压力，而应该在全省统筹考虑。［详细］
匡耀求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珠三角生态承载能力已不堪重负 记者：多年来广东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环境、资源、能源承载系统来说到底形成了多大的压力？ 匡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广东很多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目前的开发程度，已经大大超过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建设面积不能超过总面积的30％，但东莞、深圳两大城市都超过了六七成。相对应地，维持生态平衡的绿色走廊不得不变得很窄，使得空气难以净化，大面积的混凝土地面引发热岛效应。［详细］ 广东2005年付出两千多亿元环境代价 记者：您曾对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GDP进行了评估，结果是怎样的？ 匡耀求：当前国内外还没有对绿色GDP建立统一的计算方法，我和所在的课题组建立了一个模型，即绿色GDP＝传统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消耗价值－环境污染产生的损失。 按照这个模型，我们测算了广东2001年、2003年、2005年全省21个地市的绿色GDP。总体来说，2003年是一个转折年。从2001年至2003年，全省人均绿色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71％；而从2003年到2005年，全省人均绿色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9.46％，说明广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 但其他一些具体数据则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广东省付出的环境损失代价也在增加：全省环境损失2001年为795亿元，2003年为1673亿元，2005年高达2066亿元，而且这些环境损失的95％以上出现在珠三角地区。［详细］ 传统政绩考核机制亟待改革 记者：那么是哪些问题导致了如此沉重的环境代价？ 匡耀求：我认为症结在三方面。 首先是引入投资项目的公共决策参与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某个地方要引入污染较大的项目，当地老百姓却无法参与决策，无法拥有否定权。 第二是当前以GDP总量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很多地方官员只看GDP总量的增长，将“发展是硬道理”偏差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从这个角度，必须尽快改变当前的政绩考核机制。 第三是财政税收支出体制中没有规定对生态平衡进行补偿。［详细］
杨中艺 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环保大使 环境监管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 记者：当前我省的环境监管体系处于何种水平？ 杨中艺：根据我的研究，15年来，广东GDP提高了9.4倍，工业总产值提高了16.6倍。相对而言，我省环境管理能力的建设就滞后得多，15年间全省从事环境管理的人员尽管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比广东GDP小得多，只有1.9倍。［详细］ 必须加大环境监管的威慑力 记者：环境监管体系的威慑力是与这一体系的建设力度密切相关的。 杨中艺：是的。只有当整个体系体现出强大的威慑力，排污者才会有所顾忌，不敢姿意妄为，从而实现事前有效的环境管理。所以我建议，省、市、县各个层面都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确立环保监管体系投入的法律地位，投入的规模应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的速度而呈基本等速度的递增，而且应作为各地环保规划的重要内容，由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批准实施，从而确保其法律地位。 另外，还应该对环境违法者实施有足够威慑力的处罚措施。这看起来是事后的处罚，但只要其威慑力足够大，就可以起到事前预防的效果。一方面要加大法规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使违法者付出的经济代价足够大。［详细］ 环境评价应与民众健康联系起来 记者：现在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国家已经有了问责制，但环境污染对老百姓身体健康及其他切身利益的影响，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中艺：只有将环境评价直接与老百姓的健康和疾病联系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展示污染的危害。这种评价方法在国外很常用，并已为公众所熟知。 相比之下，我国很少将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作为评价对象，或者说，此类信息的披露是十分不充分的。例如，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杀手，但癌症发病率的急剧上升以及患者年轻化的趋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强烈的关注。一些村庄的癌症患者突然增加，人们怀疑与附近的采矿或工业活动污染了河水和农田有关，但却只能停留在怀疑的程度。［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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