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动机

　　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谈到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表示：“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了所谓的“驻京办现象”，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还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核准和备案制度，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健全政府投资决策责任制度”。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必将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化，而作为政府管理一个“分枝”的驻京办，也必然要面临方方面面的改革。

　　此次我们的专访，目的就是能够理性、客观、审慎地解析“驻京办现象”，进而尝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办法，完善驻京办的功能与定位，使之更符合现代政府的理念和要求。

　　驻京办的“前世今生”

　　新京报：驻京办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刘旭涛：表面上，它不属于正式的行政编制，很多单位是把它作为事业编制来看的，但实际上它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因为尽管规定的很清楚，但很多单位常常是行政编制与事业编制来回转换的。很多地方政府在工作人员不够的情况下，就用了事业编制，用事业经费，但说到底，还都属于公共财政开支的范畴内。所以驻京办的性质，如果从职能来看，肯定属于政府部门，但从编制、经费列支这一块看，可能不完全属于行政编制。

　　新京报：我国最早什么时候有了驻京办？

　　雷颐：具体什么时间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驻京办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设立，国家各种资源由中央政府集中起来，各个地方政府就建立了常驻首都的机构。

　　但上世纪50年代不像现在这么普遍，那时候主要是各个省份有驻京办，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像化工、煤矿等本身就是一个副部级单位，所以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需要设立驻京办。

　　刘旭涛：古代的会馆也有驻京办性质，有官员到京城落脚，或者考生要落脚，因为封建社会市场经济不发达，大规模的人员进京时会馆能起到联络的功能。国外也有类似的机构，比如行业协会或者大学的一些协会在首都设置会馆，或者叫沙龙，也是起到联络的功能。我上次去比利时，看到他们大学里的一个宾馆也叫做会馆，我们就在那里面住着，他们主要安排大学教授，早期属于一个学术沙龙，慢慢演变成一个招待中心。

　　新京报：早期的会馆与现在的驻京办有什么不同？

　　雷颐：那时的会馆大多是民间性质的，而现在驻京办大多是官方的。我们现在的驻京办主要是替当地政府服务，没有做到为一般的老百姓服务，而会馆主要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比如来北京的商人、学生等等。会馆的民间性质反映了与现在驻京办的不同本质。

　　新京报：目前一共有多少家驻京办？有没有统计数据？

　　毛寿龙：我没有看到官方公布的数字。可能因为数字是在不断变化的，各省份肯定都有，地市级有的也有，甚至一些县也有。

　　刘旭涛：省级、副省级的肯定有，应该和这些地区的数量差不多，下边具体有多少就不好讲了，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看到，大概有几千家。

　　我个人感觉驻京办问题是目前的一个空白点，它的作用、性质确确实实需要研究和重新定位。

　　部分驻京办功能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