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该忘记杜威。五四运动前夕，有“实用主义神圣家族家长之称”的约翰·杜威（JohnDewey）应邀来华，在上海、北京等地系统宣讲实用主义学说。国内众多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均为杜威的中国学生，亦深受其影响。

　　日前，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中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40多位来自美国的杜威研究专家和国内学者与会，就杜威哲学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指出，杜威的著作虽涉及科学、艺术、教育、社会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诸多方面，但他的哲学始终以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为指向。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杜威建立的实用主义理论具有现实关怀，体现了哲学面对生活、面向世界的倾向。这也从宏观上体现了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

　　教育哲学

　　杜威的教育哲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古典教育哲学、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哲学、近代康德的国家教育哲学一起，被称为西方教育史上的四座里程碑。美国托莱多大学的詹姆斯·坎贝尔（JamesCampbell）教授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学术影响，乃是因为他对“教育”有着独到见解：教育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个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事实上，这样一种终身教育观已经为时下的人们普遍接受，只不过现代人依旧将接受教育视为晋升和缓解生存压力的手段。杜威所要强调的是，教育的要义在于使作为个体的人通过学习，逐渐融入“共同体”（Community）的过程。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固然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但每个人并非与生俱来就具有在共同体中和睦相处的能力，教育的使命就是综合学校的系统培训与终生学习的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让个体能够成功融入共同体，并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共同体服务。

　　杜威教育观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对平民教育的大力倡导，即大众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南京师范大学张之沧教授指出，杜威的这一观点对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教育是使人成之为人的过程，而不应当沦为区分等级、扩大差异、抑制民主、扼杀自由、加深教育不平等性的工具。因此，学校应该成为“培养民主的实验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精英教育，并认为国家应在国民基础教育上有更多投入，以使农村失学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才能向前迈进。

　　政治哲学

　　与会的中外学者就杜威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热烈讨论。民主概念构成政治哲学的核心，也自然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中外学者一致认同，杜威在其哲学中谈及的“民主”，比政治上的民主具有更宽泛的意义。民主是平等、自由、博爱的结合，它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民主意味着每个人的意见都必须被纳入到权威的形成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赋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福特曼大学教授朱迪斯·格林指出，每一个个体都会努力面对并通过个人的力量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是杜威哲学的基本信念。因此，他的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有着紧密关联，只有通过教育发展民众的个性和能力，他们才能积极投入到“民主共同体”中去。

　　但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却引发了中外学者的一场争论：在当今美国社会，人们是否秉持着杜威关于民主的这一信念？中方学者就美国政府机构对非美国公民的种种不合民主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对此，格林教授表示，就理论而言，如果这一基本信念无法坚持，那么建设新的民主也就几乎无望。民主在杜威哲学中具有道德含义，道德的民主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多地由现实生活条件所决定，是一项实践活动。

　　此外，浙江大学张国清教授指出，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在批判继承杜威哲学遗产的同时也存在着误读，这固然使他在美国学界备受争议，但罗蒂的误读亦有伟大之处：杜威的命题“民主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得到了鲜明表达，这个命题为解决人类现实社会争端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宗教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童世骏集中论述了杜威宗教哲学的当代意义。他认为，杜威的宗教哲学乃是一种“宗教感哲学”，其核心是将“宗教的”经验和态度区别于如天主教、新教等“宗教”，并且宗教感的对象是理想。在杜威那里，“宗教性态度”与“理想性对象”相对应，他的宗教观的关键是“宗教性观”，而后者的关键则是理想观。因此，探讨杜威的“宗教性观”，其实是讨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杜威本人认为，它“乃是哲学上形而上学方面的中心问题”。童世骏教授继而指出，这一宗教观与杜威倡导的科学并不矛盾，相反，它化解了近代以来日盛一日的神学与科学的矛盾。现代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总体上的世界图景，要求我们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想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全新理解：理想不再是以形而上学的形式存在着的东西，而是有待于我们在经验基础上、在经验之流中创造出的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