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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建和谐社会要坚持公平与效率
洪银兴
  2005年04月19日08:42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是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的,也是很难解决好的课题。对两者既有选择重点又有相互兼顾的问题。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方向和路径是对的,否则就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效率不能远离公平,就像过去公平不能远离效率一样。现在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甚至不公平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基于这种情况,在进行了20多年改革后的今天谈深化改革,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

  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改革,目标是要使每一阶段的改革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改革就没有动力。我们已有的改革突出效率,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现在统筹效率和社会公平,也是要使改革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都不能兼得,两个目标之间只可能存在相互兼顾的关系。既然是兼顾就有谁为先的选择。原有体制严重低效率,改革原有体制无疑要以效率为先。现在的突出问题已开始转到不公平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由于存在的不公平问题的日益突出,根据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改革需要转到以公平为先,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

  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分配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第二,改制的不公平,牵涉到财产分配关系的不公平。第三,市场交易的不公平。不仅包括垄断所产生的不公平,还包括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产生的不公平。第四,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本来,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政府行为,更应该讲公平,但现实存在的寻租现象导致了不公平。特别是在许多场合,在公共品供给也要讲效率的呼声下,这种不公平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应该说上述问题基本上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开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但是如果差距过大,特别是机会不公平,由此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埋怨必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动力。

  从市场秩序建设来分析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毫无疑问,竞争能带来效率,强化竞争就能提高效率。但只有公平的竞争才能真正带来效率的提高。明显的事实是,市场垄断,地方政府保护都会导致不公平,竞争不公平就没有效率。现实中存在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恰恰是让不守信者、机会主义者获利,这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要注意到过度的“血拼式竞争”所带来的竞争结果的不公平,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市场秩序建设中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问题。基本要求是,规范竞争秩序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目标。这里讲的规范竞争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秩序。

  从改革的途径和方式来分析公平和效率。尽管改革提高效率会给人民带来效益,但并不是所有改革都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人民也可能要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无论是获利还是付出代价都必须公平,否则改革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追求效率的收入分配要讲公平,关键是解决好获取收入的机会要均等。再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产权的分割和分配更要突出公平。我们现在谈得较多的MBO,也就是管理层收购的问题,就涉及两种公平。一是经营者的贡献如何。如果某个企业,其经营者从企业创立到企业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他们来收购这个企业,应该是公平的;而有些上任不久的国企老总,如果恰逢改制,而将由前任领导和员工创下的企业收购而一跃成为新企业的所有者,这显然有失公允。二是购买企业股权的资金是不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应该说是公平的;但有的收购者是用企业向银行抵押贷款来购买,这就不公平,就会直接导致人民群众不支持。

  归结起来,统筹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科学改革观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其内容包括:一是统筹好效率和社会公平,二是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是构建和谐社会。其核心还是社会公平。没有社会公平,也就无法体现以人为本。

               二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现阶段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凝聚一切积极力量,来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贯彻到现阶段的改革之中。

  市场化改革推进20多年的今天,深化改革应该有新的理念。过去人们认为矛盾、斗争、竞争是推动发展的动力。现在应该明确的是,在竞争社会基本形成后,和谐、合作才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在现代经济中,和谐、合作推动发展的成本是最低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安排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通过要素报酬实现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具体地说,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只有在分配体制上解决好“各得其所”,才可能激励“各尽所能”。在包括劳动、知识、技术、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属于私人的情况下,按各种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不仅能刺激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投入,还能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由于“各得其所”所体现的平等,就能形成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

  其次,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现阶段的劳资关系,不仅包括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也包括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上市公司)中股东和劳动者的关系。根据要素报酬理论,资本收入同其他要素收入一样,都是所有权收入。劳动者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这本身反映了进入新社会后劳动者地位的改变。而且也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可能是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也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进行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这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在现阶段,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背景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由减人增效转变为增效稳人。我们知道,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负担较重,其中包括税收负担过重、企业保障(养老、医疗等保障由企业提供)和人员负担过重。因此,改革不可避免会提出卸包袱要求,特别是通过下岗失业把职工推向社会。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也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这种改革能否继续推行。科学改革观要求以人为本,必须使改革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以减人为内容的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将企业内部改革的成本外部化,由社会来承担,而社会不可能长期承受众多企业外部化的成本。当社会无法安置长期存在的并且日益增加的下岗失业职工时,难免会产生社会冲突。从长期来看,改革不能与减人增效划等号。改革就是要减人,这不是以人为本;减人以后才增效,这不是真正的增效。改革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不是提高效率的负担和包袱,而是实现发展,提高效率的人力资本。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提出减人,合理性在于当时企业的改革是封闭性的,是在已有资源条件下的改革。现在的企业改革是开放性的,企业增效可以获取企业以外的资源,可以开辟新的市场,从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根据科学改革观,增效的企业就要稳住就业,即增效稳人。这是企业将改革成本内部化,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四,克服贫富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伊始,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实行允许先富的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种先富政策,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问题是,在这种政策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今天,无论是实践还是统计数据都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拉得过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差距的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甚至略微超过美国的水平。必须清楚的是,我国是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美国接近30000美元)时达到这么高的基尼系数的。它显示我国最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的需要还难以满足。现在的收入差距扩大明显反映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由此导致社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收入差距拉到这么大,明显不是以人为本。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那就证明我们的改革失败了。因此,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先富帮后富的思想:当沿海地区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就要提出先富帮后富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这就到了讲社会公平的时候了。既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行业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发展活力,更要关心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众的生活,使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温暖。对低收入群体来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安全网)制度建设,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保障等。

               三

  当前的改革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改革国有企业。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从社会范围协调公平和效率。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所有制基础。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同私有制企业的区别在哪里?现在看来,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企业而存在,还要体现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地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与此相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更为有效。特别是现代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目标(效率)的竞争,也包括社会目标(社会责任和社会信用)的竞争。这两个目标就构成竞争的社会福利目标。完整地实现社会福利目标的竞争效果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在竞争中,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在社会目标方面较为突出,私营企业对经济目标更为关注。两者的竞争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显然,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出发,不能简单地放弃国有企业。

  就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来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国有资本从中退出没有制度限制,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退出的标准是什么,国有资本要不要全部退出?在一些地方甚至将国有资本退出全部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目标,这就有问题了。根据效益标准,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低效益的企业,退出本来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明显优势并且是处于结构性矛盾中的长线产业,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整体效益。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为什么这么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第二,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第三,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不都要以私有化为前提,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强化竞争,就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

  对于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和垄断部门,国有经济必须“进”。进的目的是更多体现社会公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国有资本不能“退”。我们发现,国家垄断和管制的部门,包括自然垄断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效率低和服务质量差,而且只要是国家垄断的部门,其供给常常不能满足需求,其市场行为常常不能体现以人为本。因此,市场化改革不能避开国有资本进入的垄断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除外)。其途径就是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由此引入私人股权,引入竞争。过去由国家独家经营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都可以打破垄断,借助股份制引入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所有这些非国有资本进入的目的都是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

  就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原因是现有的市场经济都是与私有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私有化才有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现有的国有企业形式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产权不明晰:人人都是所有者,但具体的个人,人人又都不是所有者。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不需要完全实行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可以通过吸收私人股权建立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于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实践证明,这种包含私人产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现实中存在的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就体现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在同一企业内部共同发展的特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最为典型的是股份制。国有企业通过吸收各种非公有产权进行改制也要依赖股份制。股份制是一种产权组织形式,它可以包容多元投资,形成多元股权的结合。

  研究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发现改革成本不小。特别是企业改革成本大都外部化,需要社会支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因长期亏损而达到破产水平,如果实施破产,则成本很大,一方面破产企业职工被推向社会,另一方面银行投给破产企业的大量贷款化为乌有。第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后,一方面会因私人资本规模小而使企业整体规模小型化,另一方面改制的前提条件往往是减少雇佣职工而将大量职工推向社会。企业改革成本集中外部化,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的,也是现阶段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将改革成本内部化,并且消化掉。途径就是推进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在提高国有企业整体效益方面有两大目标:一是将企业做大、提高竞争力;二是以优质资本稀释劣质资本,消化被并购企业职工。显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比单纯在单个企业进行成本可能更小。

  现有的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强化了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此,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但是,许多企业的整体效益并没有明显提高,原因是企业的竞争性费用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广告费用、越来越多的包装费用、越来越多的推销费用,特别是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如企业间的相互压价、相互拆台,等等,都推动了竞争性费用的提高。过大的竞争性费用抵消了企业的效益。现在一些企业大面积亏损和效益严重下滑,在较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种过大的竞争性费用。在市场经济理论中,竞争和合作是兼容的。竞争的费用和效用的比较也会提出合作的要求。在企业间存在市场交易成本的条件下,通过企业间的联合和集团化,将外部分工内部化、企业间的外部交易变为企业内的管理协调,就可大大降低改革成本。

  企业重组实际上也是改革,它是要解决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的问题。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意味着鼓励优势企业购并落后企业。这种购并,不仅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优势企业规模、及时扩大市场,而且还能借助优势企业带动并救活一批困难企业,使被落后企业无效占用的要素得到新生,保证具有优势产品的企业的要素供给。这也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作者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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