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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难”现象新解
邓大才
  2005年04月14日08:2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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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农民增收难”的现象,专家学者从主观方面解释的较多,如农民负担太重,城市对农村的掠夺,国家政策不当,等等。实事求是地讲,主观因素在影响和制约农民增收方面固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将农民增收问题归咎于主观因素则有失公允,难以全面解释“农民增收难”现象。笔者想从客观方面找一些理由,重新解释“农民增收难”现象,以供大家参考。笔者认为,农民增收难在客观方面存在以下三个大问题。

一、农民增收的发展极限约束

  农民增收的第一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或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按照资源配置的原则,资源总是从利润或者收入低的地方、产业流向利润高或者收入高的地方、产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进城、让农民市民化。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总要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才能够让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如何让农业资源流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用计划经济手段平调不行,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让城乡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有较大的差距,非农产业和城市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农村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才会以较快的速度流向城市,才能够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当,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管用什么办法,不考虑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能够被城市所吸引而转移,如何能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呢?资源配置理论表明,资源总是向利润最高的产业和区域流动。试想,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当的情况下,或者按照有些专家开的“处方”,要使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不仅不会进城,反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都会“回流”农村。资源的这种反向流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相悖,即与农村逐步城市化,农民逐步市民化的趋势是相冲突的。因此,农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不能等于、更不能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农民增收的第二个约束条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

  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要适当慢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即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财富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否则就是国民经济的“超分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1990—2000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3.8%,而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55%和9.06%,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57倍和2.38倍。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极限,即不能高于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非农产业生产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要低于非农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讲,在目前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当于或者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反之,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于农村财富增长、或者是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甚至大于非农产业居民的增长速度,超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财富增长速度的分配份额从哪里来?来源只有一个:国家财政支持或者“挖工补农”。但是财政长期维持超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分配,显然不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挖工补农”也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不是一条双赢战略,而且我们也不能再走过去“挖农补工”的老路。所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适当低于农村财富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二、农民增收的增长规律约束

  1.从消费环节来看,农业效率增长“陷阱”的自动减效机制作用不断增强。农民增收必须依赖于“三农”外部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为农业所提供的市场,市场越大,农民增收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城市居民提供的市场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双重限制。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其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即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效率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就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的56.7%下降到2002年的37.7%。因此,农民增收受制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如200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比2001年增加835元,这835元只有314元用来购买农产品。2002年全国城镇只有5.0212亿人,其增加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农产品的收入为1577亿元。这就是城市居民为农业提供市场、可以帮助农民增收的最大极限值。

  2.从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来看,统计资料显示,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增长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由于供求和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使农业增产目标与农民增收目标表现出不一致,收入对产出的弹性持续下降,农业创造收入的能力减弱了。过分偏重于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已不可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快的增长。而最近几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拉动作用趋缓,再加上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3.从产业互动关系来看,农业相对萎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势必提高其在经济增量和经济存量中的比重,农业虽然也处在增长的态势,但是增长速度不及二、三产业发展速度,所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相对下降。

  4.从工农业的比较优势来看,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收入上升时,由于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其他商品,使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比较优势的丧失将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农产品与工业品相比有比较优势时,资源将会主要用来生产农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造业中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工业品的比较优势逐渐明显,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从而使劳动力和资本逐渐向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使农业的增长速度慢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使农业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三、农民增收的投入要素约束

  1.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三亿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2.人均资源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农业主要依赖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这两种资源的人均数量都较低。我国人均所拥有的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则更加突出。2000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9.24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9亩,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5亩,全国有20%(463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5亩,有30%(666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的警戒线。这么少的耕地,无论种什么,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民种植15亩地,即一家种植40—50亩地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生产经营规模,就可以初步获得单体规模经济效应。而现在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单体经营规模的1/10。分散经营的小农业不可能获得规模效应。不仅如此,经营规模如此小的耕地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保证12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等。据有关专家预测,要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经济安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小于16亿亩。这意味着能够机动种植其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耕地只有3亿多亩,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耕地还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另外。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须失去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流动性、效率性。

  3.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农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农业资本的极度缺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因素是长期的非农化发展战略。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另外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导致资本外流。由于农业失去了比较优势,务农的资本收益率较低,农村资本不断向外流出。2000年农村信用社流出4639.9亿元,邮政储蓄流出3781亿元,商业金融部门流出2000亿元至3000亿元,这三个部分合计约10420.9亿元(商业银行以2000亿元计算)。流出的资金是当年农业增加值14212亿元的73.32%,是当年全国金融机构农村贷款的2.13倍。也就是说,2000年农业创造的财富有73.32%流出了农村,农业不仅没有得到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而且还向外净流出5532.01亿元。资金成了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农民增收取决于能够留下来的资金(包括农民的自有资金)。这里有两个极限约束,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收益率(务农资本收益率低于社会资金平均收益率),另一个是取决于务农资本总量(从资金角度看,农民能够增收的总额为务农资金总额与资本收益率的积)。这两个极限值共同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水平。

  4.人力资源素质约束。人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证明,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对生产起重大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源的素质主要来源于教育。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美国1929至1959年的经济增长有29%至56%来源于教育。教育与农民增收有更直接的正向关系,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但是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却很低,截至1998年底,全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为:100个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为9.56%,小学文化程度为34.49%,初中文化程度为44.99%,高中文化程度为9.15%,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为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4年,而发达国家则达12年以上。许多农民不仅劳动技能较低,而且市场知识缺乏,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能按照现代管理方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可见,素质低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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