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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和他笔下的中国世界 
  2005年05月06日12:3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史景迁著作原版书影
史景迁著作原版书影

  他希望了解谜一样的中国,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去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本报记者

  ■陈达凯(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教授,出版传播研究所所长)

  史景迁:景仰史学家司马迁

  ●最近,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中国研究系列”,在学界和市场都颇有反响。你是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又与史景迁有过交往,能谈谈对他的印象吗?

  ■第一次见到史景迁是在1998年的初秋。那时我刚刚从美国旅行回来,他则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记得是在浦东的香格里拉饭店,他的太太金安萍女士也在座。史太太来自台湾,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文雅而恬静。

  个子高高的史景迁却完全是别样做派:鬓发已然花白且略有谢顶,但胡须却依然浓密;后背微微弓起,花格衬衫领口敞开,似乎非常随意却又十分得体,显得风度翩翩。在讲述时,他的语调平稳但节奏却不慢,如果是以为必须强调的重点,他会重复,加上一些动作幅度不小的手势;倾听时,他显得认真而专注,如果有觉得不理解或不清楚之处,他会请担任翻译的史太太重复或者加以说明;投机之处,他会朗声大笑。看着他的开怀和那些略有夸张的手势,当时的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马敏先生曾经介绍过同时也被许多人传为美谈的他在耶鲁开中国史大课的盛景:几百名学生挤满了一间大教室(迟到者只能坐过道,爬窗台),满口字正腔圆英国腔英语的史教授以“诙谐的语气,生动的表情,炽热的激情”进行着表演式的讲授。伴随着那些如数家珍般流动出来的年代、人物、地名、事件的,是经过他裁剪、编排得如故事般的史料,是随手拈来的诗歌、散文或小说,是令人如历其境的幻灯和录像。难怪那些抢座位的学生们,谁会不在这样的讲授中获得他们关于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最初的,也是最深切的印象呢?就是在那次见面时,我颇有点冒昧地向他求证他的汉名的本意——因为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是不是出于对司马迁的景仰,加之他的本名Spence首字与“史”谐音之故?他加以肯定,并反问我觉得此名起得如何,微笑中透露着得意。以文学的手段来讲述历史,两千多年以后的史景迁,的确是得到中国汉代那位大史学家的真传的。

  ●史景迁在美国汉学界占有怎样的地位,与其他几位汉学大师相比较,他有何特别的地方?

  ■我还是以引进他著作的版权为例子来说吧。当时我和他谈,希望在大陆出版他的所有著作的中文版,他非常爽快就答应了。作为一个作品已经在西方学界和公众心目中奠定了牢固地位的史学家,怎么会不希望在他的作品所研究的国家受到真正的热烈欢迎呢?但他的爽快,我想除了这种内心的愿望之外,大概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过几个月的沟通,他对当时我们做的一些引进版学术专著的品质是认可的;同时也对中国在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前所出版的他的几本作品的译文颇有微词。第二个原因说来有趣,但对于他下决心也许更重要——他当时知道我从美国带回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A.Kuhn)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译稿,正在着手编辑。《叫魂》因为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在国际汉学界影响巨大,地位甚高。他似乎是漫不经意地问我,这本书在中国可以卖掉多少。我回答说首印一万五千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实际上这本书在1999年初版时,首印数是两万五千册)。我清楚地记得他听了我的回答之后那种掺杂有惊讶、疑惑而又略带兴奋的表情,随即就和我讨论起关于他的作品的翻译问题来。史景迁、孔飞力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魏克曼(F.JWakeman)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三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师;用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的评价来说,孔的研究“理论深刻,剖析精细”,魏的特点是“大气磅礴,宏观洞察”,而史则具有“深入浅出,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特色。正是因为史的这种研究特色,加之他极少写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不爱出席大型的学术会议,他在美国史学界是被视为“野路子”的。“野路子”和位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且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的孔飞力自然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但暗中较劲,一争高下却是绝对免不了的。这样的“文人相轻”,推动的当然是学术的进步。还必须一提的是,“野路子”的史景迁现在是美国历史学会的当届主席,再浪漫不羁,历史学会的会议总是要参加的,而且总是要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吧!

  四十年挖掘中国历史“富矿”

  ●史景迁是如何走上中国研究之路的呢?

  ■说起史景迁走上中国研究之路,最后成为汉学大师,开始倒也有些偶然。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郊区,曾在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英国的历史教育是相当传统,相当严格的,可以想见他在大学时期所受训练对他以后的影响。二十三岁那年,因为获得一笔奖学金而到耶鲁大学当交换生。耶鲁是美国最早开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美国的第一个汉学教研室就是在耶鲁任教的传教士卫三畏在那里建立的;耶鲁还藏有相当大数量的汉文资料,包括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从大陆、台湾购买的清廷文件影印本和大量的传教士的资料。史景迁在那里当交换生时,参加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堂讨论课,就是那堂课,使他觉得中国历史非常“特别”,这才决定留在耶鲁攻读中国史。当他拿到硕士学位后,他的导师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学习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他一口就答应了。正如他对访问他的王利芬所讲:“因为中国历史是一个富矿,我非常感兴趣。”在1950年代,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的,用史景迁的话来说,就是“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中国是“一个谜”。而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可能就是“悲剧性”的。在1959年,从来没有学过汉语的史景迁就是这样从“一无所知”起步的。

  说到史景迁在耶鲁的选择,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芮玛丽(MaryC.Wright)。芮玛丽和她的丈夫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平,珍珠港事件以后被关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1945年被释放后曾经去过延安,希望以第一手资料和自身的感受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她是费正清的学生,所以史景迁自称是费的“孙子辈学生”。芮玛丽的扛鼎之作是《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这部认为可以从“同治中兴”作为认识和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钥匙的著作,使得她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不可动摇。正是在这样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史景迁语)的引领之下,史景迁作出了他终身的选择。所以,芮玛丽逝世以后,在耶鲁对她称誉的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培养出像史景迁这样杰出的中国历史研究大师。

  ●这次推出的《曹寅与康熙》,据说是史景迁的中国史研究的第一本书?

  ■是的,这实际上是他在196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一炮走红,获得了地位相当高的珀特尔论文奖(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也使得他得以留在耶鲁任教。美国的名牌大学一般是不会留自己的毕业生的,哪怕你确实不错。譬如刚才讲到的孔飞力,也是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干了十多年,做到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才在费正清荣退以后回母校接替老师的空缺。之所以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我想往好里说是在学术上避免近亲繁殖,往坏里想是在人事上防止党同伐异。所以说,史景迁的留校真是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由此也说明他的才华在当时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了。自那时起,他在耶鲁一边开讲自明末以来中国历史的课程,一边撰写自清代到现当代的中国研究著作,并当上了地位甚高的“斯特灵历史讲座”教授。

  到现在为止,史景迁已经完成了十几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除了以传统的研究方法写成的学术专著《曹寅与康熙》、《追寻现代中国》(1990)以及《从明到清》之外,更多的则是以生动的文艺笔法写成的历史人物传记,如《改变中国》(1969)、《康熙自画像》(1974)、《王氏之死》(1977)、《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981)、《利玛窦》(1984)、《胡若望的疑问》(1988)、《中国纵横》(1992)、《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1994)、《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1998)、《毛泽东》(1999)、《皇帝与秀才》(2001)等,平均三年一本书。整整四十年时间,这位大师以他的天才,更以他的勤劳,在年代久远的中国历史这座“富矿”中不断地开拓与掘进,最后呈现给他的读者的,是那么一大堆闪亮的宝藏!所以在耶鲁大学,他是和克林顿排名在一起的“杰出人士”。

  ●读过史景迁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的书读来引人入胜,不像其他历史著作那么枯燥乏味。你能介绍一下史景迁著作在内容方面的特征吗?

  ■的确,史景迁的作品如果只用最简单的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这个词应当是:“好看”。之所以会好看,不外乎是两方面的原因:内容和技巧。刚才说到,史的作品大多数是人物传记——单人的或是多人的传记。他在选择传主时,并不是如我们习惯中所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有盖世业绩,要有赫赫盛名,他只是选择在悠长的历史中的某一个时段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的生活既表现出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也反映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投射在他们生命中的光照与阴影。所以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曾经这样形容史氏选人物编故事的能力: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编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页。依据这个标准,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真个是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封建君主(康熙、雍正),有激情澎湃的革命者(毛泽东、鲍罗廷),有叱咤风云的造反领袖(洪秀全),有才华卓众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有封建天威之下驯服的臣仆和不安分的子民(曹寅、曾静),有“以上帝之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有闯荡世界的冒险家(华尔、戈登)……甚至还有最最普通的平民百姓(胡若望、王氏)。在《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中,他的主人公是1253年到1985年七百三十二年间的四十八位西方人,其中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而在《改变中国》中,从南怀仁、汤若望、伯驾、胡美、赫德、李泰国、戈登、华尔、丁韪良、傅兰雅、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魏德曼,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专家群体,史景迁让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希冀“改变中国”的各式人等在纵深三百年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曲多声部合唱。

  从这里可以看出,史景迁选择人物(实际上是在选择题材)的视角总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的视角既使他的研究有别于他人,也保证了他对这一题材深入“开拓”与“掘进”的可能性。譬如《王氏之死》,一本中文版正文只有114页的小书,故事也很简单:农村妇女王氏离开了丈夫和贫穷的家,与一个男人私奔;但由于没有出路,她最后又回了家;但在她回家以后,她的愤怒的丈夫把她扼死在破屋之内。讲的只是山东郯城农村的一个小故事,但在这个普通得只有姓氏的农村妇女的悲惨故事后面,则是令读者感到更为悚然的历史场景:地震,旱灾,水灾,蝗灾,邪教作乱,军队清剿,盗匪抢劫,饥荒中的死亡(饿死、自杀乃至人相食)。史景迁似乎是把沉重的历史帷幕撩起一角,让我们看到了在这厚厚的帷幕之后的苦难。

  异于正统史学的“野路子”

  ●史景迁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和他所选择的主题与内容一样,史氏特殊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也是使得他的作品“好看”的决定因素。正因为他是有异于正统主流史学的“野路子”,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不必受到诸如理论深刻,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之类的条规的要求与限制。他的想像力是天马行空般驰骋,他的感觉是春雨润物般细腻,他的观察虽然敏锐而冷静,但他的情感却有如似乎宁寂的火山口下的滚滚岩浆,这份炽热让你随时都可以在平淡的叙述、点睛的评论或是犀利异常的剖解中触摸到。他会依据所要表达的主题,把原始材料取舍、裁剪成最切合叙述,也最合适阅读的模块,置入他构建的框架中。当你循着他的文路阅读时,不由得不在心中赞叹一声:章法得体,莫此为甚!

  例如《康熙自画像》,如果仅仅从所使用的材料来看,都是些清廷大内文档中极其枯燥无味的起居记录和圣旨书信——我们的史学家可能会把这些材料写成一本厚厚的《康熙大传》或是《康熙编年实录》(也许还是图文本的!)——但到了史景迁的手里,就变成了那个以文治武功君临天下的英主,同时也一样具备七情六欲的正常男人的内心独白。这份独白记录了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其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欢乐与痛苦,轻松与沉重,追求与挫折,渴望与忧思,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他与他的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人相互关联的生活场景中展开的;你会随着康熙的独白——史景迁的巧妙安排与描写——感受到充满着或是爱情、亲情,或是敌视、阴谋的氛围中作为皇帝的他所具有的独特的、丰富的、复杂的万端的内心世界。

  在讲到史氏的文风与技巧时,我想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他文笔的优美。他那支称得上出神入化的笔,总可以调遣到最合适、最优美的字词句章来写人状物叙事。因为这种杰出的才能,史氏曾从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一笔三十一万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如果说他在主题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方面表现出他的“编故事”的天份的话,那么他在材料的剪裁和文字的描述方面则展示出他的“讲故事”的才能。他是位史学大师,同时也是位故事高手。他的那些好看的故事,在义理、考证和词章方面均臻上乘,堪称一绝。

  ●这次把史景迁的作品几乎全套引进国内,肯定会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产生影响,你认为会是怎样的影响?

  ■史景迁的所有作品,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人文情怀,二是问题情结。在他的笔下,大英雄也好,小百姓也好,我们所谓的正面人物也罢,反派角色也罢,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思想、语言、行动,无不是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的个体要求的必然。《皇帝与秀才》取材于清雍正朝的《大义觉迷录》,讲的是轰动一时、相互交错的吕留良案和曾静案。史氏曾讲过因为自己喜欢雍正而不喜欢乾隆,所以写了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上至雍正、乾隆和他们的大臣,下至曾静以及他的同道,史氏都以平静的文笔描绘了他们的行状和内心。他既看到了雍正和乾隆作为异族的最高统治者在面临社会危机时的本能反应和两难境地,更一反常说,体察到如曾静那样陷入科举考试之网无法挣脱而最后不得不沦为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他内心深处关于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存价值的思考:“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

  在《改变中国》中,他也以同样的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注视着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生活经历使他有权梦想世界没有伤痛……很明显,他本人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出现的。他的工作才开始,就给自己招来死亡。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离开生活的方式表明,白求恩去中国不仅仅是为了救治伤员,甚至不完全是为了站在反抗法西斯或资本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他去中国还有这样一个目的:赎洗他们那一代人的罪过,清除他身上的冷漠和无情的因子,丢弃他认为使之堕落的追名逐利。”就其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而言,史氏是个慈者,他始终以他那特有的同情注视着他的人物,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至于他的问题情结,则是源远流长,始于他在耶鲁的就读时期。他希望了解谜一样的中国,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去了解中国人的想法”。他将兴趣贯注于从明至清,在于他以为这一历史时期是古老的中华帝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要从中理出转折的线头;他在叙述写作《追寻现代中国》的初始动机时所言,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他的追求:“中国的历史久远绵长,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将近四千年——能够保持其活力,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下自己的活动”;“本书的叙述始于1600年,因为我认为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因此,本书的立意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了解它的过去。”也正是在这种作为内驱力的问题情结的推动下,他不但用他的思维和文笔刻划了一个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更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崭新时代的邓小平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改革。而这些关注,都已经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的最后部分中得到了表现。

  史景迁作品的引进,对我们的历史学界乃至社科人文的其他学界会有一个启发,即如何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明理”的同时也负担起“启智”的责任。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指的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发展的关联与脉络;柯林伍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指的是要从历史中挖掘人的内心与情感。这种阅读者的感受,非要大师手笔才能引导。二十多年前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于史学传统研究方式的冲击至今依旧为我们所津津乐道,严格地说那次冲击所及主要还都是专业圈内的人。而史景迁作品的影响所及恐怕将会是大量非专业读者。中国历史研究通俗化、平民化的“启智”工作,要倚仗国外大师的推动,对于我们来说,固然有幸,但同时不也应该有愧么?

  史景迁著作原版书影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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