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审视以往的行程，谋划自己的发展战略，而在不同的发展战略后面，又是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论为支点的。

　　今天，当我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求更快更好发展的历史关头，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25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现实、放眼世界，以开阔的视野和时代眼光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在新时期反映和回应我国现实发展要求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

　　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总结，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然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因此，联系于世界的发展对当代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是有意义的。

　　二战结束以后，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谋求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概括地说，就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而言，大体上是经历一个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相伴而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历史演进过程。

　　先说“经济增长论”。这种观点在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当时一般学术界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认为“发展=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增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发展离不开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见解，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共识。国际学术界几乎普遍认为，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而应当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加以区别。

　　发展理论的另一理念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作者为人们勾画了一幅极限到来时的可怕情景：由于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和死亡，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急剧恶化。导致罗马俱乐部对世界发展持比较悲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所能发生的积极影响。

　　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一种新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可以视为综合发展观的代表作。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他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观念的一个重要进展，也是人类文明进入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们的代际关系，这是此前的发展论中较少或根本没有系统论述过的。

　　还应提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关于人在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诸多发展论者时常触及的，但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始于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观念，都不仅与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也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特殊背景相联系。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由“综合发展论”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所走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于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发展的观念，一般地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不同的发展论断在历史演进中的关系，并不是以先后顺序一个全错另一个全对的关系，而是在历史间断性、前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连续性、互补性。相互吸收，辩证扬弃，是发展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实实践发展需要的理解，是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基础。

　　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有凯歌行进的年代，也有过曲折颠簸、乃至严重受挫的时候。成功与失败、发展与停滞、正面经验与反面经验，都发生在同一历史过程中，都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行程相伴而生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曲折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都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任务，面临着在这种“结合”中探索、研究并创造性地开辟出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改革，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所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在当代国内外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发展，发展的动力、途径和条件等等，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所设计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不仅强调了发展战略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谈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5年，他在听取汇报时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止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干下去。”1989年，他还“建议组成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邓小平同志如此强调“发展战略”的研究，强调为下一个世纪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强调改革对“持续发展”的意义，决不是偶然的。其中凝聚着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的深思熟虑，对世界各国经验的考察和观照，对时代特点的把握和对发展趋势、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为了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前进中制约发展的各种问题。实践中诸多难题的破解，有赖于战略布局的调整和相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从发展的根本理念上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同时又借鉴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对于已有的发展理论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都采取有分析的吸纳态度。这一点，从本文的前述关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概述中可以看出。不仅从“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种历史演进的连续性，而且即使是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中也不是一无是处。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当然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是说，似乎可以离开经济增长而言发展；如果是，那一定是空谈发展。发展学家M.A.西纳索在给佩鲁《新发展观》一书中所写的序言中也说，什么是发展呢？“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又如何呢？“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这就是说，没有结果的“发展”活动是无意义的。而发展，虽然不能等同于增长，两者有“差异”，但发展又必须围绕着增长，而不是避开或抛弃增长，并且只有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才能显示出效益，即达到有结果的发展。由此看来，发展与增长的差别性，使我们不能把两者混同，两者的同一性又使我们不能把他们绝然割裂开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讲全面发展，不等于不要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其他发展的基础。讲协调发展，也不等于平均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对已有的发展理论中积极成果的借鉴和吸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又一特征。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以人为本”纳入了发展观范畴，并且把它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对于“全面”、“协调”、“可持续”、“五统筹”等等而言，有着统撮的意义，它从本质上提示了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这无论在提法上和含义上均有新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明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原则引入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确定下来，又把为通向未来崇高理想而不断创造条件的现实实践作为发展观的内容，这就使这种发展观的目标非常明确，而实现目标的途径、过程和条件又非常现实和具体。这个发展观所要求的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谋求和促进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现实的政策举措，又是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现时代，许多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日趋增多，各地区各国之间的交往已非往昔可比，在这种条件下，“以人为本”原则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确认“以人为本”，将使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受益，立于非常主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到来，新经济的涌现，新的历史条件大大凸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凸现了人的精神、智慧、素质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直接的越来越巨大的推动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把以人为本引入科学发展观范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