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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2005年01月07日09:1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国家将向西海固地区投入5亿元,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图为宁夏西吉县夏大路小学学生在老师引导下过马路。
  新华社记者 刘泉龙摄
国家将向西海固地区投入5亿元,用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图为宁夏西吉县夏大路小学学生在老师引导下过马路。
  新华社记者 刘泉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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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论断,这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刊登的几篇文章,围绕何谓社会公正、现阶段为什么要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怎样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刘国光

  ●现在已到了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了。

  ●初次分配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差距扩大,起因于市场本身不完善或市场缺陷,需要政府来管。

  ●进一步改革税制,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低收入者、无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存条件与基本生活需要。

  ●改革教育培训制度,努力在起跑点上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通过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获收入,特别是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扩大,一般地说是正常的,总的来说也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不乏不合理的、非规范的、非法的因素。尤其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许多不平等竞争,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市场秩序混乱中的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以及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这些现象带来大量非法收入,是造成当前收入差距扩大不容忽视的因素。有人提出,国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重点应放在解决非正常收入方面,我看是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先是思想界,后是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它针对平均主义带来效率低下这一传统体制的弊端,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所以,从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这一指导思想都是适用的。现在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尚不完善,这一分配原则似乎无立即调整的必要。但有人认为,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顺应社会发展实际,符合社会公正要求的,所以,必须一以贯之”地贯彻这一原则,似乎这个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是整个市场经济时期不易的分配法则。但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无这种提法,它们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致力于实行促进社会公正的措施,使其基尼系数保持在0.3—0.4的合理区间。

  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日益明显。其一,国内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富者有钱但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贫者无钱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其二,因非规范、非正常收入占相当比重,人们对由此而来的收入差距拉大愤懑不平,影响工作和生产效率,失业问题使相当一部分资源得不到利用,影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其三,已形成一部分社会不安定因素。

  对于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做出了前瞻性的论断。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条件基本成熟。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和财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得到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要忽视效率,抹杀差距。在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提高效率仍要依靠把市场取向的改革进行到底。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所以,应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先减轻基尼系数扩大的幅度,再适度降低基尼系数本身,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

  关于如何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在这里重点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初次分配调节与再分配调节的分工问题。普遍认为,初次分配管效率,由市场来调节;再分配管公平,由政府来调节。但初次分配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差距扩大,起因于市场本身不完善或市场缺陷,需要政府来管。如,垄断行业或部门凭其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转化为本部门职工的高收入,这种垄断收入就应由政府来监管、限制。又如,目前城镇下岗失业已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收入高低差异的重要背景之一也在于农村居民从工业和其他行业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当务之急,也是长期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尤其应发展中小企业、民间企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都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需要实行多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否则,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会引致更大规模的失业与贫困。这些都不是再分配领域的事,在初次分配领域,在生产领域,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再分配问题的核心是发挥财税制度的作用。税收制度、税务法制不健全,是目前收入差距不能缓解的重要原因。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而高收入者偷税逃税屡见不鲜。应进一步改革税制,完善个人所得税,积极创造条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逐步扩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政府应与社会共同保障低收入者、无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存条件与基本生活需要。应以稳定的财政拨款支持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转。经常性财政支出应向人民生活与公共福利倾斜,建设性财政支出应限于非营利性公共建设项目,营利性项目转由民间投资。

  第三,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重要的是各阶层居民能享受平等机会,保证起跑点平等,而不过分追求结果的平等。不同的人存在不可否认的才智的差别。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因教育培训程度不同形成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由此使个人就业机会不均等,收入高低不平等。目前社会上有两部分低收入人群,一部分是每年以千万人次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涌动的打工者;一部分是每年以百万人次计的城市下岗人员向就业市场涌动。这两支低收入大军以青壮年居多,文化水平较低,知识技能匮乏,就业和获取收入能力较差。要使他们找到就业机会并上移至中等收入人群,关键是提高其基础教育水平并实行职业培训。应改革义务教育制度,彻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由政府并组织社会力量切实地、逐步地把城乡所有居民子女9—12年义务教育办起来,并组织普遍的专业培训,这样才能在起跑点上解决机会平等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

  俞可平

  ●社会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公平,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

  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提高了,这为我们进一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方面,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实际的财力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但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收入差距常常是追求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耦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例如在经济公平方面,既要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社会救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还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工作就业的权利、劳动创造的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接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带来社会公平,政府的干预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因此,各级政府应当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和道义责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牢固的基础。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公正:利益与社会规范

  刘世定

  ●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

  ●在社会公正成为流行话语,而流行话语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现实力量的条件下,它会对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

  ●与由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的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相比,学术方面的基础研究需要加强。

  近年来,“社会公正”一词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在这一用语的使用中,蕴涵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利益格局的诉求。但是,对于何谓公正、它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以及社会运行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样的基本问题,却讨论不多,需要引起注意。

  何谓公正

  在近现代理论史上对公正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诸如“公正”、“平等权利”一类观念,都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处在不同经济地位上的人,对特定利益格局是否公正会有不同的判断。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达得特别清楚。他对德国工人党的纲领提出要实行“公正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他写道:“什么是‘公正的’[注]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正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正的’分配吗?”撇开批评的具体情境而着眼于思考方法,可以看到,马克思强调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包括“公正”在内的观念,而不是相反。他意识到,“公正的分配”概念可以被各类人等玩弄于股掌之中,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所以他根本反对从这种概念出发去讨论纲领性问题。

  马克思把“公正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结合起来讨论时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看法:“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要避免伴随使用同一尺度对待不同的人而来的不平等,“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当然,马克思并不是主张不平等的权利,他反对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他要指出的是,离开特定的经济关系谈论“公正的分配”、“平等的权利”,“只是些空话”或“废话”。

  美国当代哲学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虽然意识到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因而有不同利益的人,会对公正做出不同的解释,但他仍然相信人类存在一种基本的、共通的公正观。他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种基本的、共通的公正,只有在“无知之幕”下才能表现出来,才能被人们一致地赞同和选择。所谓“无知之幕”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在“无知之幕”下,人们的处境是相似的,没有人会为了维护因自然恩赐或社会环境因素带给他的特殊利益而提出要求他人遵守的原则,因此,公正的原则才会作为人们一致赞同的结果出现。

  现实中的公正博弈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只能在思想实验中存在。在现实世界中,尽管存在认知能力的限制,尽管未来存在不确定性,但人们对于他当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对于其利益所在,还是有相当程度的知晓的。对现实世界的公正问题,必须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来考察。

  马克思对现实中公正观念的利益派生性的洞察是深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公正成为流行话语,而流行话语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现实力量的条件下,当社会公正成为人们寻求新社会规范(尽管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时的一个不能摆脱的外部框架时,当人们把社会公正作为他们在建立各自理想的规范时的互动策略来使用时,它会对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现实。

  在人们对各自的利益有所知晓,同时又试图使他所中意的社会规范为他人所接受时,便出现了利益和公正规范交织在一起的博弈。英国学者肯·宾默尔曾指出,在存在道德规范的博弈中,社会契约必须同时满足道德博弈均衡和现实利益均衡(他称为生存均衡)的条件,否则便不可行。国内已有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当事者在公正理念层面上的博弈中,尽管必定有各自利益的考虑,但这种博弈和赤裸裸的个人利益的讨价还价还是有所不同的。既然博弈参与者都表达并希望说服对方能够接受更“公正”的规范,那么,他们各自也常常不能不准备接受更有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公正”规范的约束,调整其原初的利益预期。现实的公正博弈,有时表现为不同公正逻辑的社会排序过程:一些公正逻辑的影响范围可能扩大,另一些公正逻辑的影响范围可能缩小。将潜在行为规范作为策略的博弈像一个双方各执套圈的游戏,既可能把别人套在自己希望的规范圈内,自己也可能被别人的规范圈套住。现实过程远比抽象的“无知之幕”条件下的情况要生动和复杂得多。

  加强对社会公正的学术研究

与由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发的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相比,学术方面的基础研究仍然十分不够。在利益和规范博弈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社会条件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当代社会公正理念源自欧洲。在学术上,弄清和社会公正有关的国外思想源流是必要的,但却是很不够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基本事实是,公正话语以及某些相关理念已经进入中国社会。那么,中国人究竟怎样使用这种话语,究竟怎样理解这种话语,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公正观是怎样的;这些观念与社会变迁以及社会规范的演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经验和理论研究。

  [注]《哥达纲领批判》原文为德文。马克思使用的德文gerechte一词,其中文含义包括正义的、公正的、应得的、恰当的等。在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文本中,译为“公平的”,本文一概改译为“公正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提高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

  袁银传

  ●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

  目前,平均主义与分配不公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单位内部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各种垄断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又导致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过分悬殊。例如,同一个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就业,其收入水平会大相径庭。于是,有人认为改革不彻底,还没有废除平均主义;但也有人认为改革促进了效率却损害了公平,甚至有人开始怀念“大锅饭”。尤其是一些下岗职工认为,以前国家实行“低收入、高就业”政策,自己的青春年华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现在年龄大了再就业没有优势(许多招聘单位要年轻的、有文凭的、长得漂亮的),这是社会、国家对他们“不公”。这些认识实际上涉及如何摆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所谓效率优先的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为首要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其原因有:

  第一,坚持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大地提高效率。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因此,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二,坚持效率优先,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效率优先,低消耗、高产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因为只有经济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

  第三,坚持效率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价值规律,它要求平等竞争、等价交换。只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社会资源才会朝着效率高的方向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与此相适应,它必然要求通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来贯彻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原则。

  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说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收入高和购买力强的只是少数人,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 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取得合理的收入。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收入差距过大,便无法激励其奋斗精神,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因此,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公平。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07日 第十五版)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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