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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与我们的时代
李云雷
2012年05月28日08:57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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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解放区传播到国统区时,郭沫若曾评论说《讲话》“有经有权”,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的内容总结了文艺的根本规律,是“经”久不变的,有的内容则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具体情况所做的思考,是从“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胡乔木在谈到《讲话》时,指出《讲话》至少有两个原则是文艺的根本规律,第一个是《讲话》在文艺理论史上最先提出的“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第二个则是“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重要命题。

  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是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学的观念与创作方法对我们的作家有很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不少作家对西方文学趋之若鹜,纷纷模仿并借鉴西方文学的某些创作方法,有的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文学界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倾向,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写得像西方作家,“西方文学”仿佛成了评价中国作家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生态。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借鉴或模仿传统中国文学艺术呢?如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乃至世界观、宇宙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传统文学艺术所凝聚的中国人的经验及其美学形式,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简单地模仿,我们应该创造出凝聚现代中国人经验与心灵的新“经典”,而不是简单地模拟传统的经典之作。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讲话》的经典论述:“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模仿西方文学艺术还是模仿传统经典,他们都是从书本出发的,而不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来的,这样的作品缺乏真实的血肉与体温,缺乏真切的生命体验,也缺乏真诚的欢笑泪水,因而只能是“赝品”。我们的时代需要现代的《红楼梦》,需要中国的《百年孤独》,但是,伟大的作品只能来自于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体验、观察与思考,而不是来自于对伟大作品的模仿。伟大的作品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与心灵赋形,即使在形式上不像既有的经典,也不妨碍其伟大。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只要从鲜活的真实生活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

  但是在这里,仍有一个问题值得辨析,《讲话》中强调的“生活”主要是指“工农兵生活”,因而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有批评者则提出“处处有生活”,即作家也置身于生活之中,因而不需要特别去“深入生活”。的确,每个作家都置身于生活之中,只要作家能够对个人生活有深切的体验,也能写出较为出色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在个人生活中的体验、观察与思考,也受限制于其所处的阶层、群体与具体环境。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人”,而应该力图去突破这些限制,理解他人,理解基层,理解这个世界,只有具备这样的情怀、思想与能力,才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时代生活的丰富之处,才能创造出更加恢弘、独特而微妙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农民虽然处于社会基层,但却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我们能否理解这个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理解他们的生活与世界。我们的作家只有深入他们的生活,表达出他们的心声,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出中国人的经验与内心世界,才能创造出真正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才能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重温《讲话》对“生活”及“深入生活”的论述,对我们当代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责编:秦华、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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