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的左派右派之争
唐虹
2010年12月22日13:10  

  面临挑战的福利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增长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各地区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区位优势,吸引有限资源,从而奠定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竞争日趋激烈。此时,欧洲福利国家却出现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资本外移。如德国,不仅大众、奥迪这样的大企业在国外建厂,而且一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到国外直接投资。

  自身资源的流失无疑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资本外移同时导致本土工作岗位的不断丢失。十多年来,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德国,总体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0%。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困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近年来,失业问题成为左右欧洲国家内部和整个欧盟政治局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德、法的国内大选,甚至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都受到失业问题的影响。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不仅无法发挥才智为经济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救助者也不断增加。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以被救济者身份要求分享社会劳动成果的人与日俱增。这样,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巨大压力,经济发展也背负着沉重负担。近些年,德国社会产值的近1/3,都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被社会福利和救济所吞噬。

  失业率上升和资本外移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事实上,资本外移是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资本在寻找投资地时考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生产费用成本。而恰恰在劳动力成本上,欧洲福利国家遭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遭受质疑的福利国家体制

  导致欧洲国家资本外移的,不仅是普遍偏高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直接相关。

  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1890—1989年百年间,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日本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生产总值的巨幅增长,但欧与美、日模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社会支出偏高,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0%以上,像北欧的瑞典等国更是超过50%。社会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是社会保险支出。从微观层面来看,以德国为例,企业在支付工资之外还必须承担每个雇员社会保险费用的50%;而在美国,雇员的社会保险费用只相当于其劳动力成本的15%。因此,仅从社会保险费用来看,欧洲国家的劳动力附加成本就远远高于美国。而且,欧洲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失业大军的保护屏障,一些人失业后不肯降低标准就业,专靠福利制度生存。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的1465欧元。相比之下,美国的福利制度就没有这么优越,人们在失业后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再就业。

  二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合作机制。所谓“社会合作”,是由国家设置制度性框架以规范资本和劳动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目的是保障劳工群体在牵涉自身权益、特别是工资和相关待遇问题时,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二战后的欧洲,工会作为广大雇员利益的代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非常广泛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由于强势工会手中掌控“罢工”王牌,工会提出的谈判方案经常能够迫使雇主协会一方就范。因此,战后以来雇员的工资和待遇一直在不间断地提高。这种不断被抬高的工资水平因其浓重的“人为”色彩,常常被批评为已经偏离了市场的轨道,与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力价值定位不相符合。

  备受争议的福利体制改革

  近年来,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这几位战后出生的政治家,相继登上欧洲大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推动改革以改善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然而,如何解决资本外移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欧洲各国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就拿德国来说,一些学者认为,德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国家不能再“人为”地干预市场,而应给市场“松绑”,让“自然的”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同时,通过福利体制的改革,杜绝那种躺在高福利上睡觉、坐享其成的不良现象。“改革派”的主张尽管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但指出的路径非常明确,那就是必须在福利国家体制上动手术,必须调整人们习惯的“欧洲模式”。无疑,此举引起了极大争议和广泛关注。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完备的福利制度,不仅为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促进了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得德国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德国工会联合会在一份公开的意见书中,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见解,明确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合作机制损害了德国的区位竞争力;从工会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运作非常成功的模式,因为它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意见要求,充分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合理化建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德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过去是、今天仍然是德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弃这一特色,就意味着丢弃德国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让万千德国人受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引起更多国家和更多人们关注和思考,重视劳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不可拆割的部分。

  面对眼前的困难处境,他们也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德国应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今日世界的竞争,关键要靠新技术和新创造,而德国则始终处于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与美、日同为世界技术大国,在西方世界由技术引导的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国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技术上的优势使德国在今天国际分工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德国应该致力于依靠先进技术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消极地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减少福利和降低生活水平来赢得国际竞争。

  总之,欧洲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福利制度具有很强的刚性,在欧洲国家的现行政治框架内,增加福利备受欢迎,削减福利则很难操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摘自《求是》2008年第6期)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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