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左派运动及其当代审视
——迈克尔·肯尼教授访谈录
张亮
2010年12月22日13:09  

  一、新左派的兴起

  张亮:肯尼教授,您或许不知道,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中国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学术界关注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威廉斯、汤普森等当代英国左派思想家在中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理论影响。中国学者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共同的经历即新左派运动。其次,如您所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英国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着作,比如林春的《英国新左派》以及您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这些着作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促进了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了解。最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出现了一批自称“新左派”的学者,这从某个方面刺激了中国学术界对英国新左派的认识欲望。不过,总的看来,中国学术界对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理解还很肤浅,其中不乏错误的认识。那么,是否可以请您首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英国学术界对英国新左派或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一般定义呢?

  肯尼:新左派运动是一股由外部(法国)传入英国的、反对工党和英国共产党这两个主要左派政党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股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教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的思想运动。《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andLeftReview)与《新思想者》(NewReasoner)这两份政治刊物是该运动的主要公共代言人。在它的最早期(大约1956年至1962年),运动中的许多人不是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反核武器运动的积极分子,就是工党内政治抗争的积极参与者。运动的早期主要致力于在全英各地建立新左派的讨论圈子。随后,前面两份杂志合并成为《新左派评论》杂志,该杂志最早的主编是斯图亚特·霍尔。但在1961年霍尔辞去《新左派评论》主编之职后,新左派就不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变成了一个以《新左派评论》杂志为中心的、小得多的知识分子团体。

  张亮:那么,在您看来,新左派与传统左派都有哪些区别?

  肯尼:其实,只要把新左派和传统左派的理论态度和政治态度对照一下,它们的主要差别即可看出:新左派反对与传统左派政党及其领导传统有关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政治集权和制度化的等级制。因此,新左派思想家注重赞美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极力证明社会主义中存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但实际上应当被放置到左派政治斗争最前沿的东西。当然,最显着的一点差别是传统左派以政党形式存在,而新左派则不然。新左派没有成为一个致力于选举战的政党的主要好处在于这让创造性和原创性思想极大地喷涌了出来,不利之处在于这使得运动无法继续维系下去,因为运动没有发展出一种可支撑其继续发展的体制或能让其继续存在的群众基础。

  张亮:对新左派的形成而言,1956年发生于英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员的退党风潮无疑是一个前提。那么,在您看来,这股退党风潮在当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换句话问,新左派当时为什么未能在英国共产党内形成主导地位?

  肯尼:如你所知,1956年末,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随后对匈牙利革命进行了血腥镇压,这导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英国共产党员退出英国共产党。对英国共产主义的权威性和力量而言,这自然是一次重大挑战,不过,重要的是,退党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加了形成中的新左派。除此之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政治活动,其他一部分人则摇身一变转向右派,成为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对新左派充满猜疑,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动机可疑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罢了。

  张亮:在1956年的退党风潮中,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只有霍布斯鲍姆还留在英国共产党内。他为什么没有退党?他算不算新左派呢?

  肯尼:霍布斯鲍姆是个让人很感兴趣的人,因为他的思想非常接近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为什么没有退党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因为一些1956年退了党的人纷纷抨击他的这个决定。不过,我认为他给出的回答还是非常真诚的:即便他当时已经切实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瑕疵和失败,并且也根本不赞成入侵匈牙利,可他还是没有找到可以抛弃共产主义信仰的理由,不管是心理理由、感情理由还是政治理由。

  张亮:1956年到1964年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理论丰产期,因为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两部里程碑式的着作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那么,对于新左派的发展而言,这个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都留下了什么遗产呢?

  肯尼:这的确是新左派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充满创造性的发展阶段。按照我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你刚才提到的两本书都是由作家兼教师创作的,在创作它们的时候,两个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发展路线并进行论战。对新左派而言,这两本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对许多左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于这个阶段的理论遗产,我愿意强调如下三点:1)促进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反思和批评的诞生;2)促进了社会批判和激进文化政治学的诞生,这导源于重建更加现代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欲望,而非左派政党的推动;3)导致对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和集体主义观念的有力批判的出现,这为更加个人主义的和更加自由主义的精神在英国左派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开辟了空间。

  二、从分裂走向终结

  张亮: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和由安德森领导的第二代新左派发生了分裂。那么,造成分裂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肯尼:以汤普森为一方,以安德森及他的几个合作者为另一方的这场立场鲜明的论战实际上是诸多个人恩怨、政治分歧尤其是理论分歧重叠交错反应的一个结果。安德森比汤普森年轻很多,且与汤普森不同,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远比英国左派传统的影响深刻。1960年以后,接近新左派的青年学生大多对第一代新左派所鼓吹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政治改良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些青年一代更喜欢那种更严格意义上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理论分析而非政治实践的重要性。汤普森绝不是厌恶这种唯理论主义转向的唯一一个第一代新左派,但只有他在抨击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对国际国内政治的分析时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汤普森最反感的是《新左派评论》对英国激进传统采取的日益蔑视的态度,以及一种相关倾向,即认为英国文化是生机勃勃的,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施加影响的一种恶劣环境。对于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仁对英国社会发展所进行的历史分析,他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前两者认为,由于统治阶级设法阻滞了中产阶级公开叛乱的爆发,英国才得以继续成为唯一一个古老的贵族专制统治的国家。这个观点在当时影响相当大。

  张亮:在我看来,在分裂之后,第一代新左派的影响似乎受到很大压缩,第二代新左派独领风骚。我的这个印象是否正确?这是否和1968年革命前后的时代氛围有关?

  肯尼:刚才我已经提到,与第一代新左派相关的论争和政治规划在1961年后已经让位于团结在《新左派评论》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小团体所钟情的更理论化、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新左派也从这一时期的公共视野中退了出去。所以,当1968年的激进主义闯入欧洲的大学以及英国后,新左派就无法引导突然涌现出来的各种激进小团体和集团了。《新左派评论》杂志周围的那些人当时都介入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造反运动之中,而这一时期该杂志也转向了一条更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不过,第一代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当时曾制定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治纲领《五一宣言》,并企图以此将两代人重新联合起来,但这个纲领并没有抓住当时青年学生的激进情绪,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张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在事实上走向了终结。这是否与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兴起有关?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理解新左派运动与随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肯尼:新左派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尽管一些新左派始终严厉批判新自由主义观念对英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其实存在一些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追踪。第一,一些新左派深入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观念,着名的如: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假设,对集体主义和工人阶级共同体价值的强调等。这种刺激引导某些新左派开始赞颂市民社会在未来社会主义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激励一些新左派对英国资本主义更加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新左派对二战后那些年来应用的社会和经济措施的局限性发起了有力的理论进攻。一些新左派思想家对激励新福利国家的过度官僚化提出了严肃批评,另外一些新左派则对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为了恢复英国经济活力而在20世纪50-60年代所追求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效能表示怀疑。而这两点都是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批评英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心问题。就在英国经济进入衰退、工业冲突遍及全国时,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进入保守党。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其实存在一些类似之处,尽管原则性分歧同样存在。真正重要的是,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英国没有重要的新左派转向20世纪70年代后期控制英国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右派。

  三、新左派史研究的兴起

  张亮:我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威廉斯(1988年)、汤普森(1993年)、密利本德(1994年)等第一代新左派纷纷谢世。随后,英国对新左派运动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哪些原因促成了这种研究的兴起呢?它和后来英国工党的政治复兴有联系吗?

  肯尼: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一些研究新左派的着作,这的确是真的。但我也不敢确定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一种趋势。不过有一个因素是确定的,即当时约翰·萨维尔和斯图亚特·霍尔以及你提到过的那些当年新左派运动的参加者都写了一些关于新左派运动最初阶段的令人感兴趣的重要回忆文章或说明文字,这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一些重要新左派思想家的传记作者和评论者通常会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把它视为汤普森、威廉斯等人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过,我猜想,一些青年作者比如说我都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主导思想的改革思想的重要影响,那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对批判探索和再思考敞开了胸怀。这引导我们中的许多人对那个更加非正统的、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观念大行其道的早期阶段充满好奇。

  张亮:能具体介绍一下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研究第一代新左派吗?

  肯尼: 《今日马克思主义》( M a r x i s mToday)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改革思想对我影响巨大。在左派被撒切尔主义打得无还手之力的当时,《今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多样化的态度。再具体到我个人,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课题,和我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大卫·豪威尔教授的建议密切相关。他是英国左派史的权威,认为当时对早期新左派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并因此建议我以此作为论文题目。

  张亮:我注意到,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突出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不同,您特别强调他的英国身份,注重发掘他思想中往往被忽略了的本土传统。我很欣赏您的研究成果,同时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汤普森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您认为究竟哪种传统占主导地位?

  肯尼:我确实认为汤普森的思想非常深刻地受到了像浪漫主义、英国激进主义等本土传统的影响,而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渗透于这些本土框架之中,这使得汤普森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主义始终要以复杂的无法预料的方式,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并发生改变)。至于汤普森的思想,我认为,他把19世纪特定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不服从的宗教激进主义传统的同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思想。他的主要工作即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比较好地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证明,英国工人阶级是在与各种精英分子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宗教斗争和地方性斗争中自我形成的,对于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言,他们的自主活动与那由工业革命造就的客观条件一样重要。在我看来,汤普森既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活力并实现了英国化,又在形成他永不妥协的政治争论中利用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理论资源。

  张亮: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值得继承的遗产?

  肯尼:说到新左派的当代遗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很清楚,随着社会主义在英国公共话语中的衰微,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以后将工党引导到英国政治的中间地带,对新左派观念的同情已经失去了任何明显的载体。另一方面,20世纪60-70年代在新左派的重要影响下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如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等,都不再重要。它们被一些更加细小的、以具体问题为主题——动物权利、人权或环境——的抗议运动所取代。这些新运动的参与者的辈分及其政治观点与新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同。但是,新左派运动还是为今天的政治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间接遗产。首先,在运动最早期出现的一些观念证明对当今的学术界影响巨大,并且已经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主题。其次,新左派引入英国左派政治想象中的一些主题和问题,例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的重要性、强健独立的市民社会的价值等等,已经再次成为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摘自《求是学刊》2007年第5期)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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