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对“中国模式”,有四个误解
2010年12月12日14:45  

  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还在2006年11月的时候,日内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说仅仅在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而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九倍。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健康而快速地发展中,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但不同的人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关注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有一些意见却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有所误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就成为推动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

  误解一:“中国模式”并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这种意见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一次是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他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另一次是在1988年5月,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在这里,邓小平一再提到中国模式的原因和意思都十分清楚,就是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硬套怎么可以呢?他所强调的是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的,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又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为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来的呢?

  误解二:“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因此要慎言“中国模式”

  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悖于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在最后沿着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因此,不言而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多种多样的。

  然而,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以后,苏联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却恶性膨胀起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错误地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实际上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作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等,统统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当作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作法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理论上,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则表现为故意混淆是非,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

  所以,事情十分明显,中国模式的提出,其着眼点不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苏联模式自封样板和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91页)。应该说,这才是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的着眼点。

  误解三:中国模式就是“北京共识”,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

  在当前,中国模式虽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叶,中国“如果那时15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就“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但即使如此,邓小平仍坚持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我们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他说:“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学习借鉴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严格区别开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它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5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同雷默所说的“北京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虽然含有若干合乎实际之处,但他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却与中国模式的本意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自身的经验,阐释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而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与其它国家一道的“共识”,更不把自己看作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要往外推销的东西,而只是认为可供它国借鉴和参考罢了。

  误解四:要慎言中国模式,因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甚至还没有定型,因此,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请问,世界上有哪种模式不是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过发展变化?又有哪种模式因为经历了发展变化而不成其为模式?显然没有。因为事情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例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及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标志着中国模式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发展变化。但要是以此为据去否认中国模式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看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看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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