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源培:如何评价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源培 
2010年12月26日17:32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他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一个时期以来,伯恩施坦被一些西方社会民主党尊为“教父”,国际上出现了“复兴”伯恩施坦的思潮;而随着当今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某些人则提出重新评价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主张。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列宁与伯恩施坦的分歧和斗争,其本质是如何在历史转变时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般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都要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问题是伯恩施坦以历史条件变化为理由,对“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进行思考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如他自己所宣称的是,“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否则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社会民主党需要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检查一下我们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以“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为副标题连续发表文章,并于1899年公开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观点,“带有宿命论音调”;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折衷主义才是“清醒的理智”;剩余价值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完全是一种“空想”;信奉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条“不归路”;无产阶级是“虚假的阶级基础”,其“革命权”已经消失;社会民主党需要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顺着改良道路“回到朗格去”。在伯恩施坦眼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整体上失去了正确性和实践意义。

  针对伯恩施坦的主张,列宁1899年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指出:“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鲜明地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尽管伯恩施坦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具有合理性,但是他走到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学说基础的地步,则是极端错误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场”的当代性,并在实践中赋予这一学说以勃勃生机。

  列宁与考茨基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展开。当时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三股思潮:一种是“‘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扞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包括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塞西尔·罗德斯,德国的雅科布·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罗伯特·利夫曼等人。列宁揭露他们为帝国主义辩护“顽固而反动”,同时肯定他们“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提供的“实际材料很有用”。第二种思潮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评家,如英国的约·阿·霍布森、法国的维克多·贝拉尔、保尔·路易、德国的埃格耳哈夫以及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叶·阿加德等人。列宁赞赏经济学家保尔·路易将帝国主义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埃格耳哈夫“提供了作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运动的图景”;评价经济学家霍布森“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得出了“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列宁指出,这些人的根本错误是无视帝国主义的本质,企图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代替帝国主义的现实。第三种思潮就是以第二国际的希法亭和考茨基为代表。希法亭于1910年写了《金融资本》。列宁认为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同时也批评了他的不足和错误。考茨基在1914年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第二年他又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家联盟》,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据统计,列宁作了大量的摘录、札记、评注,先后有20个笔记本,约65万字之多,主要收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之中。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是“纯洁的、平静的、温和谨慎的资本主义”;声称“不管怎样”,将会出现“实行国际联合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与考茨基的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是否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政策;帝国主义的起源和本质是什么,在世界大战正酣的环境下是否可能“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抓住机遇进行革命,还是支持战争进行改良。列宁深刻感到:“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楚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制定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的方针路线。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立足对资本主义生产引起的垄断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运用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的矛盾”和本质;确定了这一动荡不安时代中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从而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列宁开启了研究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并没有结束这种研究。列宁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理解为历史过程:“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我们今天研究当代帝国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仍然需要坚持列宁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分析入手,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对帝国主义作出整体的分析。眼下有些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忙于话语转换,即完全转向文化分析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被边缘化。对于这种路径转身,美国以写作《新帝国主义》闻名的大卫·哈维评价说:“在北美,或者说英语的知识、学术圈子里,我们非常流行说‘文化转向’”;“人人都会说政治经济学无用,是旧传统,应该搞点文化研究吧。我不是完全不赞同文化研究,我也受过其影响”;“当有人说这是文化,是现代,我同意,但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想将人们从‘纯文化’研究拉回来,带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想让人们理解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想,如何做的根本”。这一批评确实值得重视。

  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紧密相联系对社会主义命运之思考。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企图保持价值中立。在他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价值的判断”。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在理论和实践上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加以分离。列宁批评这种实证主义的倾向。他指出,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出发,必然“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只是“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从而“暴露出观察者的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力图掩饰事物的本质”。希法亭和考茨基的“和平主义”得到伯恩施坦派的支持,拒绝任何革命的主张。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敏锐地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战争向革命的转变,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否定列宁当时的正确主张。我们更不能因为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自我调适能力,而这样或那样接受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8期)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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