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模式的异同及前瞻
尹绪俭
2010年12月24日15:2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 西方模式

  所谓国家发展模式,乃是指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富裕理想社会的途径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在当今世界,可以确定的发展模式,只有已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欧美模式,即西方模式。

  西方模式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相信基于追逐私利的资本主义,经由充分的自由竞争,就会被市场经济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其结果就能满足人们的相互需要,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

  可资本主义从17世纪产生到20世纪前期200多年间的现实,却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而且周期性的爆发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也是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危机。为了纠正“自由主义”的弊病,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对手”大规模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从而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以求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均衡增长”,最终消除危机。凯恩斯主义虽然能够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并不能解决“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失业、高通胀的现象,又宣告了凯恩斯理论的失效。作为凯恩斯理论的反动,20世纪70年代以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亦即”新自由主义“。这一模式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随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发生于美国并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又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于是再度转向凯恩斯主义。

  其实,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它只不过是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与封建主义斗争中所提出来的理想化的理论。实践证明,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自由放任”的,也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及福利社会的形成,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的结果。而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恰恰是因美国政府的“自由放任”造成的。

  虽然世界上根本找不到纯正的“自由资本主义”,可西方发达国家却在到处推销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一国经济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下进行的,西方的政治法律环境,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两党制(基本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度,这一制度是17世纪新生的资产阶级战胜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有力武器,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这一制度从一诞生起就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并且伴随着长期的斗争。选举权一开始是有财产、性别、身份限制的,它只是富人、白人和男人的权利,真正的普选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实现,美国黑人到1965年才有了投票权,瑞士妇女的投票权到1971年才实现。

  西方发达国家无视自身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性、渐进性和曲折性,却依靠其政治经济优势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把其政治、经济制度捆绑起来,作为一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普世模式在世界上强力推行,并将其意识形态化。对其它模式(如中国模式)抱敌视态度,视其为西方模式的威胁,苏东剧变后,他们甚至认为世界的发展将终结于“西方模式”。

  在这一模式主导下,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必然是有条件(政治、经济)的,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则采取敌视、歧视、遏制甚至武力干涉的政策。

  二 苏联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苏联模式,是消灭私有制,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以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为途径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样式。由于这一模式鲜明的阶级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因此从它一诞生起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一特征在二战后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而更得以强化。

  不难看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是尖锐对立的、互相否定的。苏联模式经过70多年的实践,一方面,因无产阶级专政而产生了凌驾于党和法律之上的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在中国的最高表现则是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则因主观意识主导的计划经济,使国家经济呈现出人民物质生活长期困乏短缺,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突出发展的畸形状态。这一现状,距离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预见是大相径庭的。苏联模式下对人权的侵犯、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实,造成了人民的不满、恐惧和怨恨,并最终成为苏联模式失败的根本原因。

  苏联模式下的对外政策,必然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没有平等可言,推行霸权主义、沙文主义; 对资本主义阵营则实行敌对政策,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样,必然使苏联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彻底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失败。

  三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产生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之前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0多万亿元(2008年),人均3000美元以上,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总体实现了小康社会。这一巨大的经济成就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是在批判、学习吸收、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形成的。中国模式放弃了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现实主义道路。其次,中国模式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完全否定社会主义,而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用邓小平话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模式还吸收了苏联模式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中国模式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完全否定资本主义,而是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点,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概念。在政治上,中国模式主张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以民为本,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国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在国际上坚持平等待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以谈判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贸易上提倡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开放竞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中国创新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学习、吸收世界不同文明、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也有西方和其他国家文化的优秀内容。开放的文化意识必然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张平等待人、互惠互利、开放竞争、和平发展。

  对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来说,中国模式还未最终完成,仍然处于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但其基本的架构已经确立。

  四、中西模式的异同和前瞻

  对比中西模式可以发现,两个模式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其共同的地方有三点:首先,建设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都要建立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富裕的理想社会。从现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建成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理想社会(仍在完善)。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富裕的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正在高速的发展、努力地追赶。经过30年的进步,也已建成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并正在向更高的目标推进。

  其次,中西模式都尊重、保护私有财产,都建立在国家适当干预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上。

  第三个共同点,就是在国家体制上都主张自由、民主和法制。

  中西模式不同的方面有四点:第一,是社会理念的不同。西方认为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社会形式,而中国则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种种弊病,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

  第二,在市场经济方面,西方是以私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辅。中国则是公有制(国有、集体)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第三,在国家政体上,西方国家推崇两党制、议会竞争的普选式民主制度。而中国模式则认为西方式民主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例如美国式竞选就存在着严重的商业化、庸俗化(一切为了竞选,许诺不兑现)和金钱化现象。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指出了美国民主的弊端:“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金钱者的利益”。(奥巴马著:《希望的勇气》)可见,西方的民主还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中国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即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两会(人代会和政协)式民主制度。十七大报告中还宣称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念,具体指出了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落实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工作目标。提出了中国式自由、民主、法制制度的框架。

  第四个不同在于思想意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理想耿耿于怀,甚至希望中国发生苏东那样的变化。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中国模式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中国早已抛弃了笼罩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代之而起的是开放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同于封闭的具有敌意的意识形态,它是开放的、和平的、平等互利的、学习、兼收并蓄世界优秀文化的新型思想意识。正因为中国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所以中国也绝不会重蹈苏东的覆辙。

  因为中西模式的历史渊源和差异,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平),中西方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地碰撞和摩擦,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误解、曲解和怀疑。其实,如果从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的话,中西模式其实就是人类在建设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试验方式。因此,中西方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通过消除敌意、平等互利、开放竞争的环境,去实现各自的社会理想,(最后的结果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变的是西方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还需要秉承开放的文化意识。否则,中西方还将在合作与敌意中坎坷前行。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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