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
2010年12月06日17:07  

  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十分引人注目,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不断出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立足于新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也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种多元化倾向?这种多元化倾向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当中又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些无疑都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倾向生成的三个维度

  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注意到了各种派别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并指出各种理论在哪些地方曲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最大不足,就是没有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置于方法论的框架进行梳理,使得人们很难对各种不同学派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有条理的明晰认识,影响了人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倾向的深入理解。

  其实,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置于方法论的框架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新流派主要是沿着以下三个维度生成的: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种理论结合起来。例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女权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实证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市场马克思主义是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

  二是用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用结构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解读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或命题重新加以解释,试图建立一种“既科学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综合”起来,而实际却是试图用精神分析学来“改铸”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也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在本质上则是用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例如,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就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某些精神对传统神学进行了解读和改造,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解释基督教中的“原罪”、“救赎”、“复活”、“共同体”等基本概念,以使神学能够从传统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争取社会正义、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并改造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第三世界现代化问题的依附理论,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成为人们进一步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力武器;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理论解读了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和过程中财富积累的各种模型和模式,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推动了其政治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又导致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危机的加剧。

  在以上三个维度中,第一个维度所导致的理论创新似乎是最简单的。但要指出的是,不同理论的有机结合绝对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我们打通其原有的理论边界,而且还需要我们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解决好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种理论揉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理论创新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不是不伦不类,就是很容易走向谬误。例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造成当今人类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概念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时,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矛盾这一基本原理融入到其理论当中去,没有处理好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而把生态问题看成高于一切,认为生态危机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式,并主张用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导致其理论不仅存在着许多漏洞和硬伤,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的成分,不切合实际。

  从第二个维度来看,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各门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也掌握了更多并更为先进的理论研究方法,因此,基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从新理论新方法的角度去解读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成不变的理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维度的理论创新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而不能随意地用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换言之,如果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本身就有严格的使用边界,或者其本身就有不少问题,那么想当然地用来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出现种种十分荒唐的谬误。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视逻辑分析,使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设立等手段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更加科学的理论。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理论的清晰性和严密性的同时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分析操作上的形而上学,竟然要用数学函数的方式推算革命会在哪一天发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从阐释和扞卫的初衷出发,却以曲解而告终。”①后马克思主义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他们希望通过后现代的话语逻辑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他们解读和改造,却变成了“从理论哈哈镜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②,按国外一些学者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③

  从第三个维度来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当然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但这种理论创新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某种理论本身具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二是要具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该理论的可能性(即可解读性和可改造性);三是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任何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一贴就灵的标签。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中,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而没有获得其预期之成功的,基本上都与这三个前提条件的欠缺有关。例如,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某些精神对传统神学进行解读和改造,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给传统神学注入活力并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他们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重新解释基督教中的“原罪”;把人们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看成是建设天国的斗争,认为这就是“救赎”的过程;主张建立一种“爱人爱神”、“富于人性”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甚至把基督教中的“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然而由于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来对待”④,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所理解的神学理论事实上也缺乏一种可解读性和可改造性,因此这种解读和改造显然是很牵强的。

  二、批判性思维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

  尽管目前国外学者对批判性思维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批判性思维强调善于质疑辨析,强调个人的独到见解,强调思维不受既有理论的约束,这是大家公认的,因此批判性思维也被认为是一种追求严格推断、富于机智灵气、清晰敏捷的思维,是理论研究中极受国外学者重视的一种思维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批判性思维虽然包括发现错误、查找弱点等否定性含义,但它同样关注优点和长处等肯定性含义,它反对人云亦云,崇尚的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创新。批判性思维因而也被称为建设性思维。

  仔细考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我们不难看出各个新学派的形成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二是对现有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这意味着必须对现有的理论进行质疑辨析,其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在多元化倾向生成的三个维度中,各个新学派都无一例外地对现有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有关理论的长处,构建起本学派自认为更加科学和正确的理论。在各个新学派对现有理论的重新解读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批判性思维留下的明显痕迹,具体地说就是都试图解读出理论文本新的内涵和个人的独到见解。哈贝马斯对许多学派的观点虽然并不赞同,但在方法论上也极为推崇这种做法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批判解释学,他指出,解释学不应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其任务不是进行文化传承,而应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解释学不能固守传统而放弃批判的责任,不能因为理解的历史性而消融人的批判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批判解释学。这当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很有代表性,它用语言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柯亨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或命题重新加以解释时提出了生产力占优先地位的“首要性命题”和生产力的发展贯穿整个历史的“发展命题”;罗默则依据他对阶级和剥削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种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他们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于理论创新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们提出的观点在学术上还存在着诸多争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无疑是理论创新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思维方式,其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基于科学的态度对真理的无止境追求与思考。但是,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中,批判性思维也在很多时候被当成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而加以随意滥用,善于质疑变成了对什么都应该怀疑或都不能相信,思维不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变成了思维可以脱离实际,从而才导致许多自认为是创新的理论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对于我们今天理论创新的积极意义,也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多元化倾向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有可能会产生的误导效应。

  三、如何正确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

  毫无疑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虽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性话语,也不意味着这种多元化倾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方向,但在客观上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还相当的深刻,一些理论成果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当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许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以至于从反对形而上学走向新的形而上学。

  正确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必须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这种多元化倾向对于我们今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是否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来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对于我们今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倾向生成的三个维度,实际上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三个维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各种新思想的提出需要批判性思维,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样需要批判性思维。当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所面临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理论创新因而也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但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表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批判性思维对于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其对今天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之价值所在。我们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克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所存在的问题,注意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理论基础之上,正确认识批判性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思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从反对形而上学走向新的形而上学,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

  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担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是否会导致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进而导致我们不知道应该以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并最终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确,如果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涵义,而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等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么就自然会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多元化将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是指从不同的维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虽然会导致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但只要我们的研究方法正确,那么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分别从各个不同角度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正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的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所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并不意味着就会导致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确还有人有意无意地混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前南斯拉夫学者P.弗兰尼茨基在其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都接受马克思的某些立场,但所有根本的范畴和概念都处于‘理论活动’之中,即是说,它们都经受着不同的解释,而为什么和如何经历不同的解释正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事实和必然性所在。”⑤这显然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然而他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明显是偷换了概念:“社会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多元化,甚至一般理论和哲学观点的多元化,总会比只有一种观点能更好地发展,因为那一种观点必然是教条主义的和强制的马克思主义。最好每一种思想都进入对话,进入批判的对立之中。”⑥对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我们当然是坚决反对的。但如果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而主张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就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情况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总而言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必须正确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不可取的,这种多元化不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不利于多元文化的整合,不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培育,更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创新;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理论的创新则是必不可少的。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理论基础之上,也不能从反对形而上学走向新的形而上学。

  注释:

  ①②赵海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81页。

  ③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58.

  ④《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file/200512176392.html。

  ⑤⑥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4页。

  (作者: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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