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陈志强:拉美新左翼——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挑战新自由主义
上海市经济工作委员会党校(上海商学院)副教授  陈志强
2010年11月14日20:5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走上执政道路。然而继2009年6月洪都拉斯政变后,右翼势力重新回到一些拉美国家政坛,与在拉美执政的左翼展开较量,但这不会对全局产生影响,既不能说明左翼大势已去,也不能说明右翼东山再起,从长远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冲击并非说明左翼政策的失误,恰恰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遗毒作孽的表现。2009年12月6日,玻利维亚总统以63%的选票再次赢得选举,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总统。莫拉莱斯的连续执政对稳定拉美左翼政坛的强势存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华盛顿共识及其命运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工具,在1990年代初开始,作为针对拉美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等经济困难所开出的一副药方而在拉美开始推广。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1989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American Consensus),系统阐述了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后来,有人把这些原则和主张归纳为三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华盛顿共识虽然并没有使拉美繁荣与平等共进,但它毕竟在促进拉美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人们还应当看到,拉美病是在华盛顿共识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拉美已经持续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正是为了医治“拉美病”使之起死回生才开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个药方,只不过一直效果不太明显罢了。即时没有这个药方,拉美的动荡也很难摆脱厄运。可见,当国家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华盛顿共识并不是‘拉美病’(the Latin America’s ills)的病根而是治病的方法之一。”

  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冲突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一种社会不和谐的怪圈。这方面既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除了新自由主义的因素外,主要因素还有:

  1.有效的宪政未能建立。英、美等国家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仅有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等要素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宪政、民主与文化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是规范社会冲突,调整社会利益矛盾的利器。

  2.真正的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完善。虽然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推广了20年,但拉丁美洲国家由于政策多变,一直未能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竞争体制。

  3.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主体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虽能保证生产效率,但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宪政体制虽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保证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作,作为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宪政民主制度的缺失是拉美病症加剧的重要原因,不能因为拉丁美洲的方法失误而否定欧美的目标正确,同样,拉丁美洲也不能因为欧美的政策成功而不顾国情的照抄,否则就会发生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笑话。

  二、拉美新左翼力量与华盛顿共识

  查韦斯的上台执政,标志着拉美新左翼执政新阶段的开始。那么,如何看待拉美新左翼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呢?

  拉美新左翼的上台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共识从此被这些新领导人抛弃。他们意识到“拉美病”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药物”自身的质量问题,是因为自己用错了药或者用的不是时候或者用的药剂太小或太大,没有掌握好火候使然。也正因为看到新自由主义还有其利用价值,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原则。墨西哥总统卡洛斯受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扶持,巴西总统卢拉一直没有把华盛顿共识完全拒之门外,阿根廷总统则在把比索盯准了美元。

  从长期来看,拉美新左翼的前途仍然还是未知数。首先,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尽管遭遇挫折,但势力仍然强大,大有席卷而来之势。并非拉美所有国家都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还在坚持按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治理国家。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失败的。巴西现在仍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部分原则。其次,新左翼领导人尽管纷纷登上领导宝座,但力量仍然虚弱,有被架空之虞。在拉美国家的经济,但国家要害部门还是由寡头和权贵精英来掌控。国家政权比较虚弱,有被孤立的危险。因而只有尽快掌握政权,才能化险为夷。再次,这些新左翼领导人虽然声称要找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但关键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不清晰,容易走错方向。最后,新自由主义政权遭受挫折后必然调整对策,以求东山再起。 鉴于此,西方学者曾预测“右派或许再次赢得胜利,而左派将不得不从头开始进行斗争。” 2009年拉美右翼的抬头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左翼目前还面临三大挑战:“一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是否能够趋利避害,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而不是盲从于西方国家;二是能否解决党内腐败,真正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三是能否真正代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亲民务实。”

  三、拉美新自由主义给中国的启示

  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总体来看是失败的,证明它不能导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之相对,我国根据中国国情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的发展模式被部分海外学者称为“北京共识”。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但是应当看到,拉莫的总结过于简单,中国的改革经验远非这几句可以比拟,所以还需要重新界定,这个界定可以用另一个词:科学发展观

  1.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应对新自由主义。这才是北京共识的应有之意。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是名副其实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其核心就是推行“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它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政府不仅要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因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在促进发展中应起到积极作用。

  2.重新认识市场和计划的作用——实现发展手段的创新。市场化和私有化是经济改革的众多选项之一,而不是唯一选项。经济改革的路径和目标有多种多样,改革就是对多种经济形式的兼收并蓄,所以我们的改革目标要在市场经济体系前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访华时,有学者问他,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利弊?他的回答发人深思: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关键是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有的地方市场多一点,有的地方市场少一点,有的地方可以完全市场化,有的地方则只能完全计划。对于一种东西不能在全国搞一刀切,也不能刮一阵风。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设计中国的制度。

  3.应该全面考虑市场经济的结果,第一,要让市场经济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第二,经济政策也必须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三,就是社会的公平发展。只为最上层的人谋利益的经济增长不是我们需要的经济目标。

  4.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的主导地位不能随意动摇。拉美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至上,片面追求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一个极端做法是敌视和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是要看到“软弱的政府机构和软弱的法规阻碍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减轻了选民对领导人的忠诚度。结果会进入到选民冷漠、公共机构难以为继、经济活动启动乏力、社会动荡持续不断的恶性循环。”

  因此,应重新看待政府的市场退出机制。当前我国的问题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即不该退出的退出了,该退出的却没有退出,这种状况虽然亟待解决,但不能用单一的政府退出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退出后给经济和社会留下的黑洞和盲区,为社会动荡和市场失序埋下了隐患。因此,应当完善适当的政府退出机制,而不能一味地强调市场的退出。要做到有进有退,因地制宜。

  第五,市场既不能保证公平,也不一定能提高效率。不要把效率看作是市场独立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能割裂开来,这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和股权分流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市场竞争本身并不能必然的、自动地导致高效,在不少领域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政府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市场竞争本身可能也保持不了公平和公正。没有政府的引导,不成熟的市场会走向混乱,不仅扰乱经济秩序,造成不正当竞争猖獗的局面,还会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腐败盛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最终会抬高商业运作的成本,导致效率低下,相反,政府的适当干预反而能提高效率。

  第六,要看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但也不必过于惊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尚资本,无视劳工和弱者利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和现存经济秩序,与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但也要看到,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合理成分,它的某些经济政策是否可供中国借鉴?答案取决于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有些人认为,“华盛顿共识”10项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其中涉及到一系列常用经济学工具,它们似乎可以为任何政府所借鉴,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有可取之处。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要害不在于它提出某项具体的政策建议,例如采取何种货币政策或汇率制度,而在于它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政策,即以推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目标的配套政策组合,通过这些政策相互配合、相互强化,传播和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构想,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

  第七,始终关注民生,反对贫困,不断提升平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这是拉美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是否廉洁行政是衡量一个党和政治团体是否有一己私利的标准。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一定要把这种理念落到实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最终中国没有走拉美的老路子,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按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不断推进,这是中国政府面对拉美教训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2] 张家哲.拉丁美洲: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 詹姆斯·彼得拉斯,陈刚.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国外理论动态[J].2009年第2期

  [4] 朱祥忠,拉美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新景观[J].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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