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郑吉伟:评西方左派学者对欧美金融危机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郑吉伟
2010年11月14日20:3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西方左派学者对欧美金融危机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欧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的看法;二是对欧美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西方左派学者普遍认为欧美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具体原因的分析又有两个研究视角:资本主义“金融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西方左派学者对欧美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和影响的看法,第二部分分别介绍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具体原因分析的两个研究视角,最后我们简要分析西方左派学者的认识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启示。

  

  2007年夏天,美国发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随后波及到股市、美元汇率等重要的经济领域,并引发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一些左派杂志如《新左派评论》、《资本与阶级》、《每月评论》等发表了一些关于这次危机的文章,有的左派杂志专门呼吁理论界加强对欧美金融危机的研究。2009年春,《资本与阶级》发表未著名文章《当前危机与社会主义者的反应》认为:“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特殊的使命:分析危机的原因和它的演变形式,对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行保护和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团结的战略进行讨论。”该杂志表示要“在分析危机并形成替代的战略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一些左派学者甚至出版著作对这次危机进行深入剖析,如约翰·伯南梅·福斯特(John Bellanmy Foster)和弗雷德·麦杰道夫(Fred Magdoff)在2009年初出版了《大金融危机:原因与结果》一书。)

  尽管西方左派学者认为他们无法具体预测欧美金融危机有多么严重,但是他们通过与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比较,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首先,他们将欧美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的危机进行比较。罗伯特?沃德(Robert Wade)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1945年以来经历了“体制转型”(regime changes),从1945年到1975年是以凯恩斯主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特征的体制,“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特别是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联系在一起,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规则,因此提出国家‘干预’要后退,扩大市场配置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Robert Wade,Financial Regime Change? [J] . The New Left,)“国际社会主义趋势”组织发表的“声明”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1997年东亚和东南亚,1998年俄罗斯,阿根廷2001危机不同——当前的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爆发,在美国爆发。它传播并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

  其次,他们将欧美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比较。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这次欧美金融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危机。福斯特认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金融危机正在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下降,正在指向可能的世界萧条。”乔尔·盖尔(Joel Geier)认为:“美国和世界现在正处在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开始阶段。这次危机代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市场的最大失败。……这次危机已经导致国际银行体制面临挑战,证券市场大幅下跌,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间最长、幅度最深的衰退打开了大门。”哈曼将大萧条与这次金融危机进行了详细比较,这两次危机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在两种情况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导致衰退的压力,并且由非生产投资和投资支出来弥补”。“但是,当前的形势与1929年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哈曼将这种差异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支出在近20年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中心。“政府趋向于干预经济的速度和热情已经比那个时代大了” 。二是“金融和工业公司在比两战期间的运作的规模更大,政府将他们救出的负担也就不成比例地更大了。”

  同时,西方左派学者认为欧美金融危机对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拉玛?瓦萨德沃(Ramaa Vasudevan)认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特殊地位是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关键,“这种循环模式的建立关键在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固化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危机也潜在地是美元霸权的危机”,从而威胁到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欧美金融危机也对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泡沫也破灭了,因为投资者从所有风险领域中逃走,出口需求随着美国、英国和欧洲衰退的冲击而下降”。西方左派学者总体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更大。

  二

  关于欧美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左派学者与西方主流观点明显存在着差异。西方主流的观点从金融市场的运作来解释欧美金融危机,因此将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为银行家和投机者。左派学者认为这些将欧美金融危机归为金融家的错误只是看到表现现象,并没有看到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哈曼认为:“仅仅指责银行家的贪婪和短视并不能解释他们如何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下赌注的资金”。欧美国家只有通过金融泡沫才能阻止衰退的产生,“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它不可能通过规范金融家来解决”。

  一些左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走向“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以及甚至从不断增长的服务部门)转向金融——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资本主义越来越“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动荡不仅会引起经济波动,而且容易诱发整个经济爆发危机。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说:“我认为信贷危机就是金融化的危机——或者说是杠杆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充满风险的‘新世界’危机”。

  资本主义“金融化”理论主要是以《每月评论》为阵地的学者的看法,并且左派学者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福斯特曾这样概括西方左派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资本主义在过去30年代里的变化会通常会用三个术语来描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尽管前两个方面已经有一些研究,但人们对第三个方面关注得更少。”

  哈曼详细考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国家公司利润率的趋势。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哈曼认为,近些年,“官方所使用的新自由主义的幌子,并不能阻碍国家资本主义在实际政府政策中发挥持续有力的影响”。本来通过“危机进行重组”的周期性过程受到一定的抑制,“这里仍然有很多通过国家干预力挺巨型公司或对银行系统施压以支持企业的例子”。“每一次由经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恐慌所引起的救援行动,都阻止了利用危机从制度中清除无竞争力的资本”。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下降,“目前,这个制度或许并没有进入永久性危机,但是它处在不能逃脱不断重复出现的危机的阶段”。

  对于运用利润率下降规律来解释经济危机,也有一些左派学者提出质疑。首先,一些左派学者对“利润率下降规律”本身提出疑问。安德鲁·克里曼(Andrew Kliman)认为,有一个利润率的周期性运动,并由重组中强烈的危机所打断,不是不可避免地长期下降。所以,马克思的规律应该称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及其相反趋势的规律”。其次,一些左派学者对近些年欧美国家的利润率发展态势提出相反的观点。2008年6月,莫斯利提出的看法与哈曼的观点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认为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有一个巨大的复苏,尽管不是完全复苏”。如果我们加上国外利润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这个复苏会更大。“哈曼对利润数据进行的批判并不适用于‘国民收入与产品核算表’(Nipa)的估计,因为这些估计都是建立在实际利润基础上的,忽视了资本的收益与损失。”

  三

  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说:“正是这场危机进一步使主流的盎格鲁-美利坚经济学受到质疑”。西方左派学者关于欧美金融危机的研究,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和危机趋势。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左派学者也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指导意义。科斯塔斯·拉帕维托萨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是对于理解和讨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同时,我们看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一些学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从理论上预见到危机的到来,从而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理论价值。2006年,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这次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出版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他提出:“事实是即使在当前,即进入始于2001年2月的新的、后新经济周期近5年,标准的宏观经济指数也没有清晰地表明长期衰退已经克服……同时,金融不稳定和资产价格泡沫都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创纪录的水平,给全球经济笼上一片乌云。”欧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再一次引起西方左派学者的关注,《新左派评论》在2008年11/12月号(总第54期)专门开辟“布伦纳论坛”专栏(Brenner Symposium)讨论这部著作。在这个“专栏”中,尼科尔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发达经济体当前正经历困难时期。石油暴跌、信贷危机和全球失衡成为宏观政策制定者的主要挑战”,“布伦纳的悲观主义分析可能证明是有预见性的”。(Nicholas Crafts, Profits of Doom? [J]. The Left Review)

  其次,我们应该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必须要“回到马克思”,考察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轨迹和理论内涵,从而认识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不是终结的、封闭的理论。从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看,马克思在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准备整理和出版第二卷,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在这个时期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马克思认为他“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马克思直到去世之前,《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写了八个手稿之后仍然没有出版,他努力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愿望也没有彻底实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给人们留下继续研究和发展的空间。

  从《资本论》的内容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工资理论、再生产理论、地租理论等在《资本论》某一部分进行集中阐述不同,它分散在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诸多章节中,从卢森堡、希法亭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这些分散的章节中解读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不同内涵。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概括了人们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至少有三种解读:“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间处于主导地位;比例失调理论,这种理论在20世纪早期比较流行;利润率下降趋势引发危机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间处于主导地位”。“这些理论一般被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成为最激烈的理论与政治上争论的核心。”于是,他提出许多疑问,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一个还是三个?”“是不是仅仅表明马克思的理论还有需要发展的地方?”我们认为恩格斯之后的理论家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这个理论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

  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必须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在欧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莫斯利认为:“分析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最好理论家是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并不是马克思。当前的危机更多是海曼·明斯基的危机,而不是马克思的危机。我并不是说,我应该抛弃马克思,而是用海曼·明斯基来补充马克思,特别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分析。”我们并不赞同莫斯利的观点,但是,莫斯利提出的重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分析”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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