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发展演变初探
王志连  姬文刚
2010年12月06日17:16  

  摘要: 斯洛伐克剧变后,由斯洛伐克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民主左派党迅速实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然而,在斯洛伐克政治发展中,民主左派党仅仅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未能成为本国主导性政治力量。经历了2002年大选的毁灭性打击后,民主左派党一蹶不振,最终被合并到方向党中,结束了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历史。民主左派党的命运是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政治转型

  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是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斯洛伐克的地区性组织--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继承者。剧变后,斯洛伐克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左派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组织。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民主左派党是东欧诸多共产主义后继党①中成功实现了政治转型的政党之一,因而对其发展前景普遍看好。然而,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主义后继党不同,民主左派党始终未能成为本国举足轻重的主导性政治力量。不仅如此,在经历了2002年议会大选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民主左派党内外交困,一蹶不振。2005年1月,该党被正式合并到方向党之中,从而结束了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历史。民主左派党为我们提供了东欧共产主义后继党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一、民主左派党的政治转型

  共产主义后继党(以下简称“后继党”)的政治转型无疑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后继党的政治转型主要指后继党为适应剧变后的政治环境而在政党名称、政治定位、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调整或转变。在东欧国家中,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是较早实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的后继党之一。

  1989年11月原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剧变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以卡尼斯、韦斯等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立刻建立了由24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要求对斯共进行彻底的改革。12月18日,斯共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韦斯为党的新主席,并产生了由90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和由56人组成的新执行委员会。新中央委员会中,只有3人为原中央委员会成员。新领导机构的建立,加速了斯共政治转型的步伐。韦斯等人要求斯共迅速转变为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90年10月,斯共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斯洛伐克共产党-民主左派党”。1991年2月1日,该党从其名称中去掉了“共产主义”字样,正式改名为“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与此同时,民主左派党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凡要求加入新党的原斯共党员必须认同党的新政治取向。斯共原有40万党员,重新登记后,民主左派党党员数量减少到约4.5万人。1991年12月,民主左派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将加入社会党国际作为该党的重要目标。1993年5月召开的民主左派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新党纲强调,党的奋斗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在斯洛伐克共和国创建一个强大的左派;拥护由极权制向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在国际上和一切左派发展关系,力争加入社会党国际。经过以上变革,民主左派党拥有了新名称、新纲领和新的组织结构,完成了由共产主义政党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根本转变,成为斯洛伐克多党议会民主架构中积极参与竞争的议会党之一。1995年,民主左派党加入了欧洲社会党。1996年,该党正式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民主左派党迅速而根本性的政治转型首先被看作是剧变后斯洛伐克新政治环境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政党理论,政党的重大转变往往是与环境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属于保守性政治组织,其重大变革往往是在外在环境变化对其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东欧地区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转换无疑是促使该地区包括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后继党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型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释同属后继党的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面临几乎同样的外在环境却拒绝社会民主主义化,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政党属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党本身。实际上,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向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主要是该党尤其是党的领导集团选择的结果。以韦斯为代表的民主左派党新领导集团认为,只有坚决地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实现向西欧式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该党才能适应新社会政治制度要求,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并最终赢得执政地位。“要么我们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改革,在意识形态、组织和名称上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左翼政党,要么……我们将变成一个宗派组织,失去对社会的真正影响。”②政党定位的根本转变必然带来原有党员的大量流失,但该党领导人强调,在党员与选民之间,该党更看重选民,因为“决定选举成功的关键是选民的数量,而非党员的数量”③。此外,民主左派党所以能够快速实现政治转型,也是该党新领导集团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结果。与捷摩共不同④,民主左派党在政治转型问题上并未广泛征求广大党员的意见,更未进行所谓“党内公决”。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党代会上,领导集团向大会提出的议题并非要不要更改党的名称,而是究竟应该选择何种新名称。正如该党一位领导人所言,党名的改变是因为大多数高层和地方领导人想要这种改变,广大党员没有任何发言权。“倘若由党员表决,党名就不会改变。”⑤

  二、民主左派党的“有限成功”

  民主左派党虽然迅速实现了政治转型,成为与波兰社民党和匈牙利社会党等相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然而,民主左派党并未像后者那样成为本国政坛的主导性左派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中发挥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其存在的最初十年中,民主左派党的民众支持率徘徊在10%到20%,在历次大选中的得票率平均约为13%。虽然两次进入联合政府,但均非执政联盟中的主角。民主左派党的政治表现只能说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1990年6月,原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剧变后的首次议会大选,斯洛伐克共产党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斯洛伐克的地区性组织参加了选举,结果,该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中仅获得13.34%的选票和150个席位中的22席,居第三位,排在公众反对暴力组织和基督教民主运动之后。在1992年6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议会大选中,已改名的民主左派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中获得14.7%的选票和29个议席。虽然地位有所上升,成为斯第二大党,但远落后于梅恰尔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简称“民斯运”),后者获得了37.26%的选票和74个席位。大选后,斯洛伐克组成了梅恰尔领导的民斯运少数政府。民主左派党主席韦斯当选为斯国民议会副议长。

  1993年1月斯洛伐克独立后,梅恰尔政府继续执政。1994年,民主左派党参加了倒梅恰尔运动。1993年3月,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梅恰尔在三年之内第二次被迫下台。⑥民主左派党参加了由政治真理选择领导人莫拉夫奇克任总理,由民主左派党、政治真理选择、民主联盟、民族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运动等六个政党组成的左-右联合政府。这是民主左派党第一次获得执政地位,然而,这届政府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虽然民主左派党是内阁中最大的党,得到了18个职位中的7个,但处于附属地位,而且在实施左翼政策时,不仅受到联盟执政伙伴的掣肘,还受到了总体经济状况的限制。

  1994年5月,民主左派党联合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绿党和农民党等三个小党组成了竞选联盟--共同选择,目的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确保其进入议会,并且左派选民不会流失。大选前民调预测,共同选择将获得19.3%的选票,但实际结果要差得多。在1994年9月30日至10月1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民斯运以绝对优势再次赢得大选,获得35%的选票和61个席位。民主左派党领导的共同选择仅得到10.41%的选票和18个席位,刚刚超过四党联盟进入议会所要求的10%的门槛。在这18席中,民主左派党占13席,比上次大选少了16席,这无疑表明了民主左派党的失败。12月,由民斯运、民族党和工人联盟组成了联合政府,三党在议会占有83席,形成多数。梅恰尔再次出任总理。

  1998年9月,斯举行独立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结果是,民斯运得票率为27%,占43席,以微弱多数居领先地位;斯洛伐克民主联盟得票率为26.33%,占42席,居第二位;民主左派党获14.66%的选票,占23席,居第三位。大选后,由于民斯运与反对党严重对立,组阁无望获得议会批准,不得不放弃组阁权。民主联盟、民主左派党、匈牙利人联合会和公民和解党四个反对党签署了执政联盟协议,组成了由民主联盟领导人祖林达任总理的联合政府。同上次大选相比,民主左派党的地位有所提高,成为联合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民主左派党主席米加斯出任议长。

  与捷摩共相比,民主左派党的确取得了成功。这不仅表现在民主左派党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摆脱了政治上的孤立地位,得到了其他政党和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新政治架构中的重要成员,而且表现在两次进入联合政府参与执政。然而,民主左派党的成就根本无法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后继党相媲美。在波兰,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社会民主党在1993年大选中获胜,与农民党组建了第一届左派联合政府,并创造了总统、政府和议会均由社民党控制的局面,成为东欧地区“左翼复兴”的领头羊。在2001年大选中,以社民党为核心组建的民主左派联盟党以41%的选票拔得头筹,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实现了后继党的第二次执政。民主左派党虽然两次获得进入政府的机会,但都是作为参政党出现的,并未成为执政联盟的主角。尽管判断政党成功与否的标准并非选举结果一个方面,但在多党议会制度下,赢得选举是任何制度内政党获得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也是判别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表现的最重要标尺。因此,民主左派党的政治表现只能说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民主左派党政治成就的有限性首先与斯洛伐克特殊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在剧变后的很长时间内,东欧国家普遍出现的主导性政治分裂是基于文化-价值观分歧的左右分裂,主要表现为剧变后上台的右翼政党与所谓“后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由于继承了原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后继党迅速占据了政治光谱中左翼的优势地位,成为本国左翼阵营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在右翼政府实施激进的转轨战略引发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从而招致社会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后继党提出的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为主旨的政策主张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可。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后继党纷纷上台执政从而出现所谓“左翼复兴”现象的根本原因。

  然而,斯洛伐克的情况却迥然不同。剧变后斯洛伐克政坛主导性的政治分裂并非基于文化-价值观的左右分裂,也非基于社会经济利益分歧的利益分裂,而是以民斯运、民族党为一方,以其他多数政党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与较量。后者既包括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运动等右翼政党,也包括民主左派党、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党派。民斯运是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其前身是斯洛伐克剧变中上台的“公众反对暴力”组织中的民主斯洛伐克派。1991年6月,民斯运脱离公众反对暴力组织。在剧变后近十年的时间里,除了1991年和1994年两个短暂时期外,民斯运一直是斯洛伐克的主要执政党,因而被称为90年代斯洛伐克最成功的政党。⑦民斯运的成功首先在于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满足了斯洛伐克人寻求独立的民族情感。在斯洛伐克独立过程中,民斯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被斯洛伐克民众视为民族利益的扞卫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斯运在经济转型问题上采取了中左立场。民斯运主张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反对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强调国家要对经济转轨进程加以控制,并且考虑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关照社会弱势群体的状况。民斯运在民族独立和经济转型问题上的立场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因此主导了政治生活的话语权。民斯运在斯洛伐克政坛的绝对优势地位迫使其他政党,不论右翼还是左翼,不得不走上联合对抗民斯运的道路,斯洛伐克由此形成了民斯运与其他多数政党之间严重对峙的政治景观。这种状况对民主左派党无疑是极为不利的。一方面,民主左派党的政治发展空间受到了民斯运的严重挤压。民主左派党与民斯运同属中左政党,纲领主张也颇多相似之处。民主左派党虽然也继承了原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但是,由于斯洛伐克政治光谱中左翼的优势位置已被民斯运占据,民主左派党不仅失去了成为左翼阵营主导性力量的机会,而且其选民基础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由于与右翼政党站在一起挑战民斯运的政治强势地位,民主左派党作为左派政党的政治角色和形象被严重弱化。这是民主左派党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未能得到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民主左派党之所以政治成就有限,还在于未能有效整合国内左派政治力量。斯洛伐克存在许多左派政治组织,除民主左派党外,还有民斯运、社会民主党、绿党、工人联盟、共产党和公民和解党等。应该说,民主左派党也试图加强与其他左派政治组织的联合与统一,然而收效甚微。在1994年大选时,民主左派党与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农民党等三个小党组建了竞选联盟“共同选择”,但大选成绩很不理想,大选后这一组织立即解散。此外,民主左派党也未能与工会建立强有力的联系。正因如此,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民主左派党只能孤军奋战,显得势单力薄。“民主左派党不能够保持左派的团结统一,而这正是民主左派党的最大失败。”⑧

  民主左派党长期存在的内部矛盾以及领导集团的决策失误也是该党政治成就不大的重要原因。在政党的政治取向以及与民斯运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民主左派党内的两大派别之间始终存在重大分歧和矛盾。温和派坚持向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转变,反对与民斯运结盟,而务实派则主张采取更加鲜明的左派立场,并倾向与民斯运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994年,由于对参加由右翼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不满,民主左派党副主席卢普塔克宣布退党,并创建了新党“斯洛伐克工人联盟”。卢普塔克认为,民主左派党的这一举动表明该党背弃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在1994年大选中,工人联盟拒绝与民主左派党合作,大选后又参加了民斯运领导的联合政府。工人联盟不仅成为民主左派党的竞争对手,而且拉走了民主左派党的许多选民,削弱了民主左派党的支持基础。1994年大选失败后,民主左派党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许多党员宣布退党,党员人数下降到2.5万人。在1996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韦斯被赶下台,米嘎斯成为新主席。此外,民主左派党领导集团的一些战略失误也产生了重要消极影响。这突出表现在1994年要求提前举行议会大选等方面。1994年3月上台的联合政府本可执政到1996年,但民主左派党领导集团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和自身的力量,坚持要求提前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在选举中遭到失败,失去了继续执政的机会。

  三、2002年大选与民主左派党历史的结束

  2002年9月,斯洛伐克举行独立后的第三次议会大选。本次大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民主左派党分离出去的方向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⑨进入了议会,而民主左派党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选举结果是,民斯运、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方向党、匈族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运动、新公民联盟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分获第1至第7位,进入议会,民主左派党仅得到1.36%的选票,排在第12位,因未达到5%的法定门槛而首次被挡在了议会大门之外。大选后,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匈族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运动、新公民联盟四个右翼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主席祖林达出任政府总理。

  民主左派党的惨败首先缘于其在1998-2002年联合政府中的政治表现。1998年大选后,民主左派党在联合政府中获得了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六个职位。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不得不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因而财政部长一职往往被视为“烫手的山芋”。梅恰尔政府留给新政府的是个烂摊子。到1998年,斯洛伐克经济转轨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宏观经济问题十分严重,突出表现在财政赤字占GDP的5%左右,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超过10%,外债高达113亿美元,超过GDP的60%,失业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区高达25%-30%。鉴于国家财政的危险状况,新财政部长苏姆格洛娃被迫推行严厉的一揽子经济紧缩措施。这些举措固然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状况,但使大批企业陷入破产境地,失业率进一步攀升,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甚至出现停滞。苏姆娜洛娃的财政政策虽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欢迎,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不满。苏姆娜洛娃以及民主左派党受到尖锐批评,该党的支持率由1998年12月的16.3%骤降至2001年4月的5.1%。⑩一些学者指出,民主左派党接受财政部长等直接与经济转轨相关的职位是个重大错误。

  除了财政政策饱受诟病外,民主左派党未能很好地处理与其他执政伙伴的关系以及腐败丑闻也大大损害了其执政形象。1999年,在总统直选问题上,民主左派党与执政联盟其他政党出现了严重分歧,在土地基金领导人出任问题上,该党又与匈族联盟党进行了长时间公开争论。另外,在战略性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以及批准斯洛伐克与梵蒂冈的条约等问题上,民主左派党与三个联盟伙伴发生了冲突。2000年4月,在民斯运发起和领导的对祖林达的不信任投票中,民主左派党领导人米嘎斯站在了反对党一边,激起了执政联盟伙伴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在联合执政的四年中,民主左派党与其他执政伙伴的矛盾与冲突几乎没有停止。此外,民主左派党曝出了不少腐败丑闻,如国防部长卡尼斯修建豪宅问题,该党与德文银行的可疑联系问题,任命斯洛伐克电力公司领导人的委托人行为问题等。民主左派党被视为进行权力寻租和牟取私利的政治组织,执政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民主左派党的惨败也是内部矛盾不断深化并不断发生组织分裂的必然结果。1998年之后,民主左派党原本存在的党内矛盾日益凸显和深化。由于加入右翼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苏姆格洛娃担任财长,民主左派党内两大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以米嘎斯和孔措什为代表的务实派要求实施具有鲜明左派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以韦斯、弗塔科尼克和苏姆格洛娃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倾向于采取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政策,把加入欧盟和经合组织等视为国家的优先战略目标,为此不惜作出牺牲。两派在对祖林达的不信任投票期间发生了激烈冲突。由于不满米嘎斯的行为,欧罗兹辞去了该党议员团主席职务。2002年初,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由于害怕选举的灾难性结果,2001年11月出任民主左派党主席的孔措什要求苏姆娜洛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2002年1月,苏姆娜洛娃被迫辞职。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苏姆娜洛娃、韦斯和弗塔科尼克等人脱离民主左派党并另建社会民主选择党。

  对民主左派党而言,更为致命的组织分裂是该党副主席菲措另立山头组建新党“方向党”。菲措是民主左派党以及斯洛伐克政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1994-1996年出任议员团主席,1996-1999年担任副主席。在1998年大选中,菲措为民主左派党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同其他领导人的矛盾,1999年12月,菲措退出民主左派党并建立了方向党。该党对执政联盟采取强烈抨击态度,反对采取激进改革措施,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在2002年大选中,方向党获13.4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民主左派党内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和一次次组织分裂,导致党内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人心涣散,党员大量流失,选民基础遭到严重分解。到2001年底,该党党员人数下降到不足2万人,仅有1991年时的一半左右,甚至少于斯洛伐克共产党(2.3万)。在2002年大选中,民主左派党原有选民中只有18.4%的人继续支持该党,约1/4(25.3%)投票支持菲措的方向党,还有13.8%将选票投给了斯洛伐克共产党。[11]大选前进行的各种民调显示,民主左派党的支持率仅有2%-3%。可以说,民主左派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惨败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了。

  2002年大选对民主左派党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该党由原执政联盟中的第二大党变为无足轻重的小党,在斯洛伐克政坛基本被边缘化。大选后,民主左派党内外交困,一蹶不振。党主席孔措什引咎辞职,贝特拉克在2003年4月举行的第九次党代会上被推举为新主席。在2003年12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左派党在市镇一级的代表机构中获得7.53%的席位,还占据了斯两大城市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普雷肖夫的市长职位。但这一差强人意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民主左派党继续衰退的趋势。在与其他纲领主张相似的小党进行联合的努力毫无成果的情况下,2004年,民主左派党决定并入方向党之中。2005年1月1日,方向党与民主左派党、社会民主选择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式合并,更名为方向-社会民主党。这样,民主左派党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历史正式宣告结束。

  注释:

  ① 所谓“共产主义后继党”(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是指原执政的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继承者,它们继承了原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参见Andras Bozoki and John T. Ishiyama,“Int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in Andras Bozoki and John T. Ishiyama ed.,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 E. Sharpe,Inc. 2002,p.3。有些学者强调共产主义后继党是从执政的共产党中产生并明确声称其继承地位的政党。参见Grzegorz Ekiert and Stephen E. Hanson,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8。共产主义后继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改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二是坚持不改名换姓的共产主义政党,如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至于那些不同意改名易帜的共产党人另立山头新建或“重建”的各种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则不属于共产主义后继党。

  ②⑤ Anna M. GrzymalaBusse,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95,p.98.

  ③ Anna M. GrzymalaBusse,“Czech and Slovak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y Transformations after 1989”,in John T. Ishiyama ed.,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 1999,p.56.

  ④ 1991年10-12月,捷摩共就是否改名的问题举行了全党公决,结果75.9%的党员反对更名,因而决定保持名称不变。在1990年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召开代表大会时,时任捷摩共主席斯沃博达曾建议民主左派党通过全党公决来决定是否改名,但被民主左派党领导集团拒绝。

  ⑥ 1990年大选后,梅恰尔作为公众反对暴力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首次出任斯洛伐克总理。由于梅恰尔主张斯洛伐克独立,处处维护斯洛伐克民族利益,得罪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领导人,1991年4月被撤去斯洛伐克总理职务。

  ⑦ Tim Haughton,“HZDS: The Ideology,Organisation and Support Base of Slovakia's Most Successful Party”,in EuropeAsia Studies,Vol. 53,No. 5,2001,pp.745769.

  ⑧ Sharon Fisher,“The Troubled Evolution of Slovakia's ExCommunists",in Andras Bozoki and John T. Ishiyama ed.,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 E. Sharpe,Inc. 2002,p.117.

  ⑨ 斯洛伐克共产党改名为民主左派党后,原斯共中反对更名换姓的一部分党员于1991年重建了共产主义政党,仍沿用“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称。在1992、1994和1998年大选中,斯洛伐克共产党无任何重大建树,社会影响也很小。但在2002年大选中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13.8%的选票,并首次进入了议会。

  ⑩ Tim Haughton,“Explaining the Limited Success of the CommunistSuccessor Left in Slovakia: The Case of the Party of the Democratic Left",in Party Politics,Vol. 10,No.2,2004,pp.177191.

  [11] Tim Haughton,“‘We'll Finish What We've Started’: The 2002 Slovak Parliamentary Elections”,i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9,No.4,2003,pp.6590.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作者单位:王志连,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姬文刚,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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