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主要政党组织革新及发展趋势
刘靖北
2010年12月01日16:15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摘要: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各国政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政党都积极探索党组织建设的改革创新,一是调整党的意识形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二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三是构建群众工作机制,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四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政党运作方式变革;五是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夯实党在基层社会的基础。

  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且对各国政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挑战,各国政党都积极探索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党的建设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调整党的意识形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带来了西方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政党原有的阶级界限和社会基础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主流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普遍流失。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变化,就工人阶级来说,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瓦解,工人的阶级意识逐渐淡化,很多工人不再根据受资本雇佣来确定自己的集体归属,而是依据受教育的状况、职业、所属经济部门来确定自己的阶级归属。工人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好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帮助穷人的,如果股票行情好,国家富裕就是帮助了穷人。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政党如果争取不到中间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在大选中取得胜利。

  英国工党从1979年开始长期在野,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种变化,没有对党进行全面的革新。出路只有一条,政党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本身进行变革,重新寻找新的社会认同。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的:“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工党首先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使党的纲领路线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以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布莱尔在1993年担任工党领袖后,提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提出工党不仅应成为“工人阶级的党”,也应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成为“人民的党”。布莱尔一再宣称,他本人不仅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同时也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讲话。布莱尔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使英国工党成为一个“人民的党”。为此,工党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取消了原来关于“公有制”、“国有化”的表述。党章“第四条”的取消,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的“人民的党”。工党的党员人数也从原来的25万迅速扩大到40多万,为英国工党的连续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各个政党为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争取中间阶级的支持,纷纷抛弃“阶级政治”,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定位,左翼政党在经济方面吸收右翼的自由主义主张,右翼政党则借用左翼倡导的社会公正思想,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日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政治取向的政党的政策分野日趋模糊,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现象,甚至有评论认为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都在“同一条街上做生意”。德国社民党明确表示,要邀请雇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科技人员、企业家等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公开宣布,该党已经由阶级政党转变为全民党。瑞典社会民主党表示要建设一个跨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一些右翼政党也积极推动自身的组织体系向现代“全民党”转变,比如德国基民盟着力改变过去“干部党”、“精英党”的形象,提出建立“群众党”。日本自民党提出将自身从“议员党”发展成“国民政党”。等等。

  实际上,扩大党的社会基础趋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越南共产党。该党十大对党的性质进行新的界定,将原来的“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修改为“越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使党由一个先锋队变为两个先锋队,可以说,这是越南共产党组织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埃及民族民主党也修改了党章,规定该党是“人民的党”,凡确信该党的原则、不属于其他政党的埃及公民,都可以成为民族民主党的党员。印度国大党也在保证原有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泛顾及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努力寻求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

  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组织活力

  (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保障党员权利、发展党内民主的情况

  在全球化信息条件下,人们的自我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因此,西方政党也纷纷开始关注党内民主问题,通过党内民主吸引党的支持者,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提高党的影响力。这是近年来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为主线发展党内民主,是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1.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扩大党内选举民主。英国工党长期实行集体党员制度,把集体党员作为党的组织的基本单位。与此相适应,工党在决策机制上实行集体投票制:无论是在党的领袖和议会候选人选举中,还是在党的年会表决上,党的选区组织、工会和其他附属团体都以集体名义投票。按照这一制度,在投票时,作为工党集体党员的某个团体及选区党组织的领导人代表某个组织投票,如果该领导人投了赞成票,则视为该组织全体成员都投了赞成票;而如果投反对票,则视为该集体全体成员都投了反对票。在集体党员制度和集体投票制度下,个人党员的选举权利受到压制,因而妨碍了个人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也降低了对民众入党的吸引力。

  布莱尔和布朗在对工党全方位改造的过程中,推动工党年会通过决议,规定在领袖选举和议会候选人选举时采用“一人一票制”。这样以来,参与领袖选举的人由原来的几百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数百万普通党员。布莱尔就是第一位按照这个程序当选的工党领袖。后来,工党进一步扩大一人一票制的适用范围,不光在领袖选举和议员候选人选举上采用,而且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都采用了一人一票制的表决方法。一人一票制的采用被认为是工党用直接民主制取代了间接民主即委托民主制的标志。这一改革,不仅调动了党员参与党的生活的积极性,而且大大提升了工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这也是工党连续获得三次大选胜利的重要原因。

  以一人一票制为案例来看英国工党推进党内民主的情况,但绝不是只有英国工党这么做,实际上西方左右政党都这么做。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推行党员公决制作为引进党内直接民主的重要内容,对于党的领导人、总理候选人和地方党组织最高职位的候选人进行党员公决;法国社会党把党的第一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

  2.推行协商民主,扩大党员决策参与权。英国工党拥有从基层支部到党的代表大会的严密组织系统,其中代表大会是工党唯一的最高决策机构,它通过党章和体现党的各种政策主张的重要文件,选举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管理机关,它在年会的监督和指导下负责贯彻执行党的章程、议事规则和各种规定,领导全国选区和地方组织。党的决策一般是先由选区工党以及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政策动议,由全国执委会下属委员会或研究小组负责研究形成政策建议,后者经全国执委会批准提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表决。工党认为,这个以党的代表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的体制存在明显的缺点。第一,它使全国执行委员会把持提出决策建议的权力,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把持在执委会下属委员会或研究小组手中,很多决议实际上是幕后讨价还价的结果。非执委会成员都难以参与这个过程,普通党员更是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第二,在代表大会上,党的各方面都可以向大会提出动议,大会讨论的问题太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代表们根本不可能深入细致地讨论各种政策问题,很多重大问题的辩论被压缩到几分钟,代表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金诺克上台后就建议修改党的决策程序,成立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扩大党员的决策参与权,从而改变过去全国执行委员会起决定作用的做法。托尼·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后,进一步改革了政策形成机制,提高了全国政策论坛在党内的决策地位和作用。比如,1997年工党代表大会通过《执政伙伴》(Partnership into Power)的文件,确定了全面改革的计划。改革的重点是把政策评议过程作为一个健全政党建设的中心环节,鼓励党与公众及自己的党员保持联系,在这个过程广泛吸收党员参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文件认为,代表大会只给“极少数的党员机会参与政策讨论”,而新的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健全的、综合的、使所有党员都有机会参与的过程,它将使普通党员有机会“经常地、冷静地讨论政策,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和代表大会上压制争论的气氛的影响”。

  全国政策论坛由来自党的各个部分提名的175名代表组成,两年改选一次,负责按照一个滚动计划来审查、监督过去三年以来党的政策的发展情况。论坛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评估工作进展情况,每年提交一份列入全国执委会总报告的报告。为了使全体党员最大限度地参与决策过程,工党还在全国各地召集地方选区、支部和社区举办政策论坛,给政策委员会提供建议。全国政策论坛下设8 个政策委员会,其议题涉及经济和社会事务、贸易和产业、环境、运输和地区、卫生和福利、教育和就业、犯罪和司法、民主和公民身份以及英国的世界地位等广泛领域。它们按两年一个周期的“政策制定滚动计划”运作,第一年审查现行政策,第二年提出有关政策文件草案,交全国政策论坛讨论,再交联合政策委员会讨论后,提交年会辩论通过。这样以来,工党传统的决策结构被彻底改变。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为党的机构与地区党组织之间的对话的开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为广大基层党员参与决策提供了平台,这种制度安排也使党员的决策参与权利到了保障。如果一人一票制和党内公决制是选举民主的话,那么推选“政策论坛”就是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了。

  “政策论坛”的形式不仅工党采用,英国保守党也设立了“保守党论坛”,目的就在于政党领袖与党员之间的沟通,为党员提供党员参与讨论党内政策的机会和平台,吸引更多的党员参与党的决策和管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重大问题、重大决策进行全党讨论,进行党员公决,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都可以提出公决的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大规模的政治问题讨论本身就是提高党的吸引力的一种手段。讨论党的纲领的过程比最终出台的新纲领更加重要,因为讨论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澄清认识的过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学习欧洲政党的经验,于2004年设立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作为人民行动党领导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对话平台。行动党助理秘书、副总理张志贤说,通过设立论坛,吸收普通党员的意见,有利于行动党正确拟订大选党纲。普通党员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比以前更强烈了。

  (二)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党员权利、推进党内民主情况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越南共产党的做法引人注目。可以说,发展党内民主是越共组织建设的最大的亮点。近年来,越共完善和健全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中央委员会工作制、集体领导制、党内选举制、党务和信息公开制、质询制、干部交流制、基层民主制、权力监督制等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生活搞得有声有色。

  一是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越共近年来特别强化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人”,强调“党员有权决定党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党员的主体地位。2006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更是对党员的民主权利作了全面的、明确的规定,使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党员具有5项民主权利:(1)党内事务的决定权和表决权。(2)党内领导机关和领导职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强调党员拥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被选举权、提名权和选举权。(3)党组织内部的知情权、讨论权、争论权。(4)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和质询权。(5)个人申诉权。

  二是进一步加强党代表大会的权力。2006年越共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概括为6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从2006年4月越共十大召开的情况来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比如,强化了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汇报工作机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工作缺点,越共中央政治局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

  三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在中央全会上,越共实行了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复为止,质询制度的实行,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

  四是扩大在候选人提名和选举中的民主。例如,在十大上提交大会选举的207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九届中央建议的174人、大会代表讨论推荐增补的31人,自荐的2人。通过大会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160名中央委员,差额率为29.4%。提交大会选举的46名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根据九届中央提名的30人、大会代表讨论推荐增补的16人,通过大会代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21名中央候补委员,差额率为119%。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这里有四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在党的总书记候选人的提名上由等额变为差额。党的十大第一次打破了原有的等额提名党的总书记的做法,在正式选出160名中央委员之后,向1176名代表发放了越共总书记人选的“民主推选票”,让代表们从160名中央委员中推举自己信任的总书记人选,最后确定两名总书记候选人。二是第一次允许党员自我提名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有两位党员自荐参加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五是大力推进党务信息公开。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 对于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党的领袖的选举等, 往往先在党内广泛讨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后, 再作最后决定。第一,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从1986年“六大”开始,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对文件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七大”、“八大”继续这样做。到了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共收到 22000 多条意见, 600 多封群众来信。越共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后, 对草案内容逐条进行了补充修改。2006年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这不但集中了党心,还反映了民意,充分表现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力。

  三、构建群众工作机制,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争取民众支持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政党的群众工作是多方面、多渠道的,但形成群众工作体制,是保证政党与民众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国政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和组织体制与选民进行沟通。

  (一)建立密切与社会团体关系的机制。西方民众的自组织化水平相对较高,拥有大量的社会团体和特殊利益群众。通常情况下,单个选民与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对话,是难以取得优势的。但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处于非政府组织中的群众与政府、政党和政治家的对话就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国外一般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经商者可以加入商会,教师有教师工会,公务员有公务员工会;环保人士有环保组织,残疾人有残疾人组织,体育爱好者有体育爱好者组织;其它如动物保护组织、少年足球协会、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基金会、教会组织等。可以说,基本上选民都属于这些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有的还是几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可以说,民间组织正在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通常可以用同一种声音与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对话,要求他们倾听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对选举的影响是很大的,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家都不可能无视这种力量的存在。

  一是巩固与政党外围组织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欧洲社民党与工会的关系为例。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两个工人阶级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共同的历史根源,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想,它们经常被描述为工人运动的两翼。在工人运动的长期历史中,这两个组织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党实际上成为工会的政治领导者,而工会则成为党的有组织的社会基础。工会在经济领域进行活动,在公司层面维护工人的具体经济利益。党在政治领域活动,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获得选举胜利,成为执政党,然后通过执政地位制定一些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律和制度。一般而言,工会通过社会动员,为政党提供社会支持,而政党则在政治上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政策上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社民党与工会的这种关系已经大大弱化,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将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唯一的基础,工会有时也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政策,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仍然是最紧密的,工会仍然是社会民主党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渠道,工会仍然是这些政党进行民众工作的主要组织体制。在英国,很多工党的领导人都是某一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党员也大部分是工会的会员。

  二是建立党的新外围组织。为了加强党与党外友好才俊的交往,该党还在1996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之友”的非正式组织。让那些只想在边缘地带支持自己而又不愿入党通过这个形式关心国事,给人民行动党提意见,或通过参加晚宴协助行动党筹款。如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友”,其中不少是私人机构的高层人士。为了加强在青年和妇女工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成立了行动党青年翼、妇女翼。

  三是积极拓展与其他各种民间组织的关系。除了传统的政党的外围组织外,各个政党都非常重视与其它社会团体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关系。一方面,政党领导人乐意出席这些组织的活动,也会有意识地组织一些联谊活动,特别注意与这些组织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比如,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领袖时就一改除工会外不与其他社会团体接触的政策,经常出席一些由工业家协会的活动,这使他与这些社团的领导和工业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为工党竞选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另一方面,政党一般都要求自己的党员积极投身于各个社会团体,并争取成为这些组织的骨干成员。德国社民党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积极参加各种协会和联合会的工作,在党的各个层次都要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对话和联系,特别要加强与对政治感兴趣、却不受党的政策约束的人们的接触。为了满足组织现代化的要求,提高党的交往能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实施了庞大的党内培训计划,让普通党员和党的各层干部都能掌握展示自己、宣传自己的社会交往的本领,使党成为政治交往意义上的新型党。并且,鉴于传统的选拔方式带来的不足,以及目前党员数量的下降,后备力量少,迫于形势,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将眼光投向党外人士,党的领导职位向党外人士开放。尝试吸收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和推荐为本党的议员候选人。一些州的党组织推荐大企业的职工委员会负责人来担任党组织的领导。

  (二)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渠道。在西方,政党的活动往往与选举密切相关,政党活动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候选人通过民众推举到权力机构中去。因此,一些国家的政治也是“以候选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党为中心”,政治精英成为政党在民众中的形象代表。这就决定了以政治精英个人为中心的民众联系方式也成为政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常常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进行的。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一般都有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规定。古巴共产党制定了领导干部定期到基层视察的制度,包括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在内的每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率中央视察组到地方视察,其中4次必须深入到基层。古巴党政官员没有统一的集中住宅区,各级领导都要参加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和公益劳动。古共规定,所有公车(包括领导干部专车)如有空位和顺路,应允许上下班职工搭乘,如发现拒载行为,将给予严肃处理。古共省、市级领导同志在与基层群众接触时,能叫出许多普通群众的姓名,人们也习惯直呼其名,干群关系十分融洽。老挝人民革命党明确规定,包括党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三次,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地方开展工作。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古、老两党的亲民形象,对其在困难形势下保持执政地位发挥了作用。

  (三)通过基金会直接或间接建立与民众联系。政党对民间团体和社会事务的支持往往是通过建立或利用各种基金会来进行的。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设立了“行动党社区基金”组织。这是一个非赢利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人民行动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社区基金总部与人民行动党总部在同一所建筑中,联系密切,这既保证了基金运作的通畅,又树立了党的亲民形象。人民行动党认为,不能什么好事都由政府去做,为此,人民行动党通过行动党社区基金,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能提供服务,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总之居民需要什么,就主办什么活动,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争取了民心和选民,人民行动党也把自己的执政基础深深地扎根在基层。

  四、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政党运作方式变革

  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媒体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制造热点,引导舆论,形成了所谓的“媒体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特定阶层、集团和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被打破,政党的许多功能因此受到限制甚至部分地丧失。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方式更加灵活,速度大大提高,参与政治的途径更加直接。那种在政治动员方面曾经拥有巨大优势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的政党组织结构,现在却因层次过多、信息传递渠道单一、速度慢而变成了劣势。过去,政党的方针政策多通过各级大会来传达讨论,人们的政治诉求也主要是通过各层次的会议逐级向上反映。现在,一个主张只要一出现,就可能通过媒体传遍国内外。党内任何一点分歧,都可能被媒体无限渲染、放大,从而造成严重的分裂或给人留下分裂的印象。人们的政治诉求也可以通过因特网进行即时的发布。有专家指出,网络媒体已成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媒体特别是网络动员正日益成为继组织动员、社会动员之后的“第三动员”方式。

  可以说,网络媒体工具介入到政治活动中,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政党的传统领地,冲击着政党传统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在网络媒体的冲击面前,许多政党的一般做法主要是:

  第一,重视对媒体公关,争取媒体对政党的支持。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亲自做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工作,表示工党支持市场经济并采取有利于默在英利益的政策措施,使默多克报系和电视网转向支持工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也深谙互联网在政治中的作用,还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前,他就与互联网的一些巨头进行联络,并亲自造访他们。他把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Facebook的创建者之一24岁的克里斯·休斯、网景(Netscape)的创始人马克·安瑞森等都拉入自己的竞选团队。依靠这些网络巨头的支持,奥巴马不仅成为媒体的宠儿,从而实现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第二,以互联网为平台,实现党内信息的快捷沟通。通过运用互联网,使党员能够在网上进行方便、快捷的大范围交流,许多信息的传递、沟通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入党也可以在网上解决。德国社民党提出要建立一个现代网络政党,以网络技术为平台开展组织生活,党的领导成员在网上可以直接同党员见面。该党规定每个中层以上党员必须建有网页,及时答复选民的“网上提问”。同时还利用现代媒体,及时把党的信息向公众传播。该党还启动了“红色电脑”和“红色手机”计划,争取使本党的基层组织全部联入内部信息网,通过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大部分党员发布消息。

  第三,掌握媒体运作技巧,塑造良好媒体形象。在全球化和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形势下,自上而下发动党员和公众的宣传体制对公众的影响力急速下降,动员社会的功能逐渐削弱。面对这种挑战,90年代以中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把党从“新闻报道的对象”变成“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主体”,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利用媒体的“游戏规则”,按照新闻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等)有计划地发布党的重大决定;在新闻宣传过程中,注意巧妙安排具体时间、领导人活动和启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工程,间接地传递政治信息;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目标,加紧向党的中高层干部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专业化水平”,该党在施罗德执政时期,主要内阁成员都聘用了“新闻形象顾问’,以强化执政党的形象。

  第四,利用信息网络,推进党组织的扁平化。长期以来,西方政党传统的组织结构一直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形式。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对政党传统金字塔型结构进行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前一些西方政党开始尝试减少或者取消党的中间管理层次,压平组织机构,推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形式,比如,为了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让普通党员更多地参与党的决策和管理,英国保守党计划创设全国党员基地,以便领袖与党员联系沟通,工党和保守党都设立了“政策论坛”,增加党员讨论党内政策的机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为增强党员的参与意识,密切党内领导与基层关系,提倡通过“网络对话”畅通党内言路。这种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强调信息共享,重视横向的联系、沟通与协作,重视权力分散、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使政党的组织结构开始由“控制型”权力结构向部分的“参与型”权力结构转变,提高了组织行动能力。根据西欧社会党的经验,在委托民主的基础上扩大直接的参与民主和社会民主,在组织结构“垂直模式”基础上向“扁平式的网络结构”发展将是今后党的组织改革的趋势。

  五、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夯实党在基层社会的基础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社会政治日益多元化、公民日益非意识形态化,生活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许多社会精英远离政党和政治生活,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政治冷淡主义抬头,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降低,政党的吸引力减弱,政党的党员数量不断减少。为了扭转这种趋势,西方各国政党越来越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甚至连过去以“精英党”著称、不太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右翼政党也转变态度,提出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要求,通过各种途径,从社会各阶层广泛招收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吸引力。为此,一要更加分权,即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二要更加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成分要不断增加;三要更加开放,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上有根本的不同,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在党员队伍建设上也有许多新的亮点。

  (一)在发展党员方面,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西方政党主要的活动是参加竞选,其党员的基本功能是在竞选中发挥作用,因此,大多数西方政党对党员的管理,着眼于吸收真正认同本党并热心于政治的积极分子。西欧社会党认为,为了使党员结构能够反映社会组成,必须吸引足够的社会精英以及游离于政党之外的政治资源,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党组织。

  英国工党提出了建立“人民的党”的要求,为此它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一是改变过去着重吸收集体党员的作法,大力吸收个人党员。工党1918年以前,只吸收集体党员,不吸收个人党员。工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以集体名义入党,党通过联合这一机制,间接地吸收“党员”。1918年后工党开始吸收个人党员,但其附属组织的集体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党员来源,工党在党纲中也没有把个人作为党组织的基本单位。集体党员制度,妨碍了个人党员积极性的发挥,也降低了对民众入党的吸引力。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改变把集体党员作为党的基本单位的做法,鼓励集体入党的党员通过履行手续重新成为个人党员,并规定,工党的集体党员只有在成为个人党员之后才有在选区工党参加投票或成为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这样,就使不是工会会员的大量工人也可以加入工党。二是改变过去着重在工会中吸收党员的作法,广泛吸收各自阶层的人士入党。过去,工党主要从工人群体中吸收党员,在工党“超越左与右”的理论支持下,从八九十年代开始,也社会上大量吸收个人党员,并且规定任何人,无论其成份如何、职业如何,只要认同工党的基本党纲,按时缴纳党费,履行登记手续,就可以成为工党的党员,享有个人党员的各种权利。通过这些办法,工党吸收了大量党员。

  德国社民党为了吸收党员,采取的项目党员制的做法。为了提高党的吸引力和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积极性,德国社民党打破固定党籍制的传统做法,尝试建立“项目党籍”制,即允许那些对党的部分政策主张持赞成态度,但又不准备承担党员所有义务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入党,项目完成即不再是党员。社会民主党认为,将跨领域的、来自不同方而的人员组织在一个活动之中,这对于完成一些公开项目来说是有利的;而从民主的观念来看,吸收非党员参加党内项目可以使党内讨论活跃,并缩小非党员与“党”这一政治行动主体的距离。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对党员管理都非常严格,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标准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但近年来,一些共产党在吸收党员方面,也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古巴共产党为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扩大执政基础,古巴共产党四大经与会代表的广泛讨论,修改了党章,允许宗教人士入党。1998年,又成功地邀请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古,改善了与教会的关系,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老挝75%的人信仰佛教,老挝人民革命党主席坎代指出,只有掌握了佛教,才能团结广大民众,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为此,党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出席佛教活动,展现亲民形象。该党还利用讲经说道宣传伦理道德,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

  越南共产党在党员队伍建设上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员可以从事私营经济。2006年7月越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党员从事私人经济的规定》。这一规定意义深远,表面上看是党员可以从事私营经济了,但从实质上则预示着那些优秀的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入党了,预示着随着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扩大,越南各阶层人士都有可能成为越共党员,党员成分将趋向多元化。越南共产党虽然没有允许宗教人士入党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宗教人士入党的人数也在增加,越共在2004年10月到2006年5月新发展的28.6234万名党员中,宗教人士增加了0.1%。2007年上半年多农省共发展新党员538名,宗教人士党员有14名。

  越共和古共在发展党员时,都注意听取党外群众和群众组织的意见。越共提出了依靠“依靠人民建党”的理念,按照这个理念,在支部讨论和接受党员前,都必须征求群众和群众团体的意见,动员群众对党员进行监督、鉴定等。古共发展党员的原则是,既要有一定的数量,更要保证质量,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根据古共“四大”规定,在发展新党员时坚持劳动者代表大会推荐党员的制度。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不经劳动者代表大会推荐,但必须采取别的发生征求群众的意见。古共实行这个制度,使劳动者有机会民主地表达意见,直接推荐新党员,参与党组织发展的前期工作,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劳动者代表大会推荐的基础上,党组织对被推荐的新党员发展对象进行逐个考核,派专人直接同发展对象谈话,然后将他们的履历和各方面表现公之于众,再次听取劳动群众的反映和意见,最后由党支部会议上通过投票至少得到2/3以上党员赞同才能通过,报上级党组织审批,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

  (二)创新党员管理方式,以提高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1.对党员进行分类管理。比如日本自民党将自民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履行入党手续又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一类是履行入党手续而不交纳党费的“准党员”。这两类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4种,包括: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和正式干部党员。人民行动党对干部党员的要求和选择非常严格。一个普通党员要取得干部党员的资格,必须经过至少两年的努力,并且对党做出了特殊贡献,同时由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荐,再由中央执委会投票通过,才能取得干部预备党员的资格;经过进一步考验,才有可能成为干部党员。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人民行动党党员人数共约15000人,其中干部党员约数千人。

  2.创新党员活动方式。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各个投票区(Precinct)设立投票区委员会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这些委员会又称为“草根组织”(Grass-root Organization)。投票区的党务工作者通过社交活动和服务工作联络本区的选民,培养与选民的感情。当竞选到来之时,他们要对选民进行引导和劝说,促使选民投本党的票。在英国,区委员会(Ward)是党的基层组织。英国工党定期召开党员会议,把区委员会作为训练教育党员的场所。工党和保守党都在全国各地设有俱乐部,提供书报阅览、电视欣赏或其它娱乐服务,党务活动就在这些社交活动中附带进行。在党员活动方式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很有新意。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继续以居住地原则设置党组织的前提下,允许党员按照不同兴趣设立“专题类基层党组织”,甚至建立虚拟基层组织,为相互不认识的人通过互联网讨论党内事务提供方便。社会民主党认为,将跨领域的、来自不同方而的人员组织在一个活动之中,这对于完成一些重要工作来说是有利的。

  3.开放党的组织生活。允许非党群众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扩大党员与选民的互动与接触。德国社会民主党规定,非党群众可以参加党员大会,可以参加基层党组织的生活,可以参加各级论坛和党的各种专题工作小组中的讨论。甚至联邦议会的党团,也允许非党群众参加。不仅如此,德国社民党还允许非党群众拥有对社会民主党各州和区县的当地党组织最高职位候选人进行初选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将党的领导职位向党外人士开放,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也可以担任党领导职务。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不是在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方面都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对于国外的经验包括国外政党的经验、做法,我们要学习,但绝不能照搬。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吸收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进行成功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为世界政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的新路。

  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卷第3期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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