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组织研究的新进展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进
2010年10月06日11:55  来源:《北京日报》

  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头几年,是中共思想和组织的重要孕育期。近些年来,这段历史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一系列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日趋客观、全面——

  中共早期组织,专指中共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在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及在法国、日本成立的八个早期组织。近年来随着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党史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倡导,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新看法,现择要综述如下: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新看法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往研究基本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

  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看法,尤以胡绳为代表。他认为:双方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问题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侯且岸认为,胡适反对的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偏向纸上的学说。李大钊以一种调和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次理性讨论,其客观结果是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志田从更广阔的视角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认为五四前后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成为时代的共同点。在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这一焦点问题上,当时相当普遍的人都倾向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而根本解决不一定意味着就是革命。争论的后续效应就是导致“实行”之风的凸显,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原具包容性的团体逐渐走向尊奉单一“主义”的组织,走向“行动的时代”。刘志光通过对“五四”前后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研究,认为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些看法对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对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近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力求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坏东西,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黄修荣充分肯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明确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即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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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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