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把握真谛着力创新
2010年12月24日15:59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把握真谛,是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理论、范畴,也包含理论和范畴所具有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认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时代发展和创新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形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趋势等内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把握真谛、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要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能够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能够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确定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活力和吸引力;哪些是务必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真正实现解放思想,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广阔的空间;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与错误理论的交锋中,净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为例。研究对象不仅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界限问题,而且决定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性质。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1](P1)马克思对“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作过如下论述:“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2](P44)

  显然,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为“要素”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在一般意义上,就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在特殊意义上,就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一定的结合形式或存在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力的存在形式或运动方式。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生产力的每一次革命都改变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变动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如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等问题的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P8)在法文版中,马克思的表述如下:“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4](P2)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论》德文版中提到的英国的“生产方式”改为英国的“生产”。这一改动说明,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是从生产的结合方式或者生产的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理解生产方式的。

  第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不是生产的一般条件,而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及其关系包括在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环节中,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P17)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1](P44)

  第三,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及其规律为其主要任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即“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5](P489-490)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马克思写了大量的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演化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对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结构问题,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发展道路问题做了研究。马克思也结合无产阶级的实践,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一般性质作了科学的预测。1872年,在第一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土地纲领问题时,马克思专门撰写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不同形式作了论述。两年以后,马克思还就“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问题作了分析,[5](P287)提出了未来社会所有制变革中的阶段性和公有制形式多样性的问题。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作了周详的分析。19 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形式作了论析。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特征的理论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论探索和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过程:一是对社会众多经济现象的本质规定的分析,探究这些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定的过程;二是把这种分析的结论运用于现实,把现实的运动叙述出来,即还原于现实的过程。基本原理的形成是一个思维对具体现象的抽象过程;基本原理的运用是一个从抽象到还原现实,并且对现实作出阐述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基本原理还原现实的过程,有着更为复杂的规定性:第一,在基本原理还原现实时,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而要求对基本原理作出修正,同时也丰富了基本原理;第二,在基本原理还原现实时,由于现实情况的新变化,在对现实情况的新的理解时要求对基本原理作出新的阐释,同时也发展着基本原理。当人们对基本原理所得出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有了更为科学和广泛的理解的时候,原先的基本原理也要作出相应的变化和修正,也要作出补充说明,从而使基本原理得到深化和丰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同样存在这样的认识论上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判断。

  第一,关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论述,需要结合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予以丰富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P276)但是,这些论述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实际上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

  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这些对经济全球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中,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规定性,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等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总体方法结合于现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实际的研究之中。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是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二,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内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不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与改造,建立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把政治经济学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研究对象扩大到“世界历史”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特征、实质、发展规律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同时,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经济落后国家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和实践,以及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域。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相联系,独创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视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发展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否定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社会性、历史性的观念作了深刻的批判。离开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就可能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出教条式的理解,也就可能窒息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基本原理的生机活力。不管是从横向角度来看,还是从纵向角度来看,基本原理的运用都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不能不顾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的变化,僵化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破除对基本原理教条式的理解既是对基本原理与基本原理运用关系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对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基础。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中,教条式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脱离实际从而以一般的经济规定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马克思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来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杜绝了那种以脱离现实的一般的经济规定为研究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谬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反对李嘉图所奉行的把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经济范围看做是永恒的观点,也极不赞成西斯蒙第诅咒现实、主张给资本和资本主义现实拴上“链条”的经济浪漫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现实的科学,是以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科学。

  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任何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规律。但是,因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研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时候,还必须密切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力的运动形式、研究上层建筑的作用方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同它的科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必须要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下的各种偏颇的、错误的观点。例如,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中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就有:

  第一,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生产力无关。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要同时反对两种倾向,即“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关系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的全部内容,那是工艺学或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相联系的社会生产力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变化影响和作用的角度,把社会生产力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离开了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不能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然性,同样,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就不能透彻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就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第二,随意扩大或缩小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范畴的错误观点。虽然“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扩大或缩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关系既不能随意扩大,比如不能把法律等意志关系也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中;也不能随意缩小,比如仅仅把对物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严格限定,使马克思在从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结构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层次之后,又能进一步深入社会生产关系内部,探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2版.第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资本论[M]. 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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